纳粹党卫军官员和工作人员，在他们的度假胜地Solahütte游玩，这里距奥斯维辛集中营19英里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由此提出了著名的“平庸之恶”理论：
这种恶是不思考的，不思考人，不思考社会 。恶是平庸的，因为你我常人，都可能堕入其中 。把个人完全同化于体制之中，服从体制的安排，默认体制本身隐含的不道德甚至反道德行为，甚至成为不道德体制的毫不质疑的实践者，或许有良心不安，但依然可以凭借体制来给自己的他者化的冷漠行为提供非关道德问题的辩护，从而解除个人道德上的过错 。
这就是现代社会中、体制化之中个人平庸的恶的基本表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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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 好人为什么从生活中消失了】4.
另一场著名的审判发生在柏林墙倒塌后的第一年 。
接受审判的是4个30岁都不到的年轻人，他们曾经是柏林墙的东德守卫 。
1989年2月，20岁的Chris Gueffroy与同伴试图翻过柏林墙逃往西德 。
四名守卫柏林墙的东德士兵阻止了这起事件，其中一个叫做Ingo Heinrich的士兵，射击杀死了Chris Gueffroy 。
1948年东西德被人为地拆分 。分裂的42年里，穿越边界而被枪杀的东德民众约有200余名，Chris Gueffroy是最后一个殉难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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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是因翻越柏林墙被射杀的Chris Gueffroy；右图是1989年，西柏林银行附近纪念Gueffroy的十字架
1991年9月，针对该案的审判启动 。
士兵们的辩护律师认为，根据前东德法律，东德民众没有自由离开其国家的权利，枪击行为在当时是合法的 。四名被告也辩解称自己只是在执行上级的指令 。
民众则对被起诉者乃是士兵而非东德高层领导人感到失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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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1月下旬，在经过长达四个多月的审判后，柏林地区法院作出了判决 。射击杀死Gueffroy的士兵被判处三年半的监禁 。
主审法官Theodor Seidel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承认士兵们是在执行东德的法律和上司的指令，他们只是那根很长的责任链条的尾端，但他同时也强调：“不是一切合法的就是正确的”（Not everything that is legal is right） 。
在Seidel看来，Ingo Heinrich根本就是一个持枪歹徒，“他膝盖跪下来，从距离37米的地方向逃难者射击……当之前的射击没有效果，他转而瞄准Gueffroy的上半身开枪（Gueffroy的致命伤在胸部） 。”
这段阐述后来被引申为一句话：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权利，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道德义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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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最后聊一个电影吧 。
有个很著名的电影叫《窃听风暴》，影片讲述的故事发生在1984年，一个忠心耿耿又或者说麻木不仁的东德的秘密警察维斯勒，主动请缨要求监听剧作家德雷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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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斯勒和另一名秘密警察轮流值班，24小时监听德雷曼夫妻的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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