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于约会型择偶模式的被访者更注重共同语言 。 虽然约会型被访者在择偶中也会看重对方学历 ， 但他们看重的是相似学历背景带来的共同语言 。
我们发现重点大学以及“海归”毕业生在找对象时更看重相似的教育背景 ， 强调精神共鸣 ， 这可能会导致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未婚青年“圈内通婚”现象 。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数据 ， 比起非重点大学毕业生 ， 我国重点大学的毕业生更可能与具有本科学历的人结婚 ， 重点大学的女性毕业生更可能与重点大学的男性毕业生结婚（Feng ， 2022） 。
吴宇航则是属于混合型的 ， 如果吴宇航只有长相、职业、性格、家境这四点要求 ， 我会把吴宇航的择偶模式归为“相亲型” ， 但他同时认同爱情是婚姻的基础 ， 希望能因爱而结婚 。
混合型的被访者使用平台的目的是寻找基于爱情的结婚对象 ， 但同时也要满足收入、房产等方面的工具性价值 。
在我们的被访者中 ， 属于混合型择偶模式的占比最高 。 但由于混合型找对象既要看“条件” ， 又注重感觉 ， 所以择偶过程可能更长 ， 也更难找到适合结婚的对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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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被访者通过网络平台找寻伴侣的模式分类
这三种择偶模式中都存在性别差异 。 在相亲型和混合型择偶模式中 ， 男性更看重另一半的年龄和外貌 ， 女性更看重对方的收入、年龄和家境等 。 约会型模式的男性更看重对方外貌能否带来化学反应 ， 而女性看重男性照片中所透露出的生活方式 。
何为传统？何为现代
有不少婚姻家庭相关文献把传统和现代视为二元对立的 。
Thornton（2001:454）认为现代家庭包括很多非家庭性的特质（nonfamily institutions） ， 包括个人主义、核心家庭、婚姻自主、婚前恋爱以及对女性的尊重 。 如果参考Thornton的定义 ， 我们所有被访者的约会实践都是现代的 ， 而非传统的 。
以往研究通常认为 ， 使用网络平台来找寻伴侣象征着现代性和选择自由 ， 但我们的研究挑战了这种观点 ， 无论提供交友服务网络平台 ， 还是参加者的择偶模式 ， 都是复杂多样的 。 很难传统或者现代这样简单的定义区分多样的择偶模式 。 在人们使用网络平台来找寻伴侣时 ， 现代和传统行为之间的界限复杂而模糊 。
Melton和Thomas（1976 ， pp. 509–510）提出了工具性（instrumental functions）和表达性家庭功能（expressive functions）的概念 ， 用来区分家庭中不同的价值和功能 。 工具性功能指的是“旨在维持基本家庭功能的角色行为” ， 而表达性功能旨在“提供和谐人际关系和情感福祉” 。在中国的语境中 ， 我们认为工具性功能可以包括提供住房、汽车、户口、经济保障等 ， 而表达性功能可以指“有感觉”、浪漫爱情、相互理解等 。
一方面 ， 不少被访者在择偶时强调婚姻的工具性价值 。 另一方面 ， 他们的择偶过程也体现了能动性和婚前恋爱的必要性 。 被访者积极追求某些价值观（例如 ， 工具性或表达性）是基于自己的喜好 ， 较少受到父母的控制或干预 。 因此 ， 尽管相亲型择偶模式的被访者强调潜在伴侣的工具性价值 ， 但将这些被访者归为“传统”未免过于简单 。
同时 ， 一些被访者在择偶中强调个体选择 ， 透露出了个人主义价值观 。 表面上看 ， 强调表达性价值和浪漫爱情的重要性似乎很现代 ， 但理性的成本效益计算也在显而易见地塑造他们的决策 。 从这个意义上讲 ， 爱不是盲目的 ， 也无助于消弭或跨越教育、户口和其他特征所界定的社会界限 。 比如 ， 约会型择偶模式的被访者的偏好显示出很明显的同质婚倾向（即偏好与自己的家庭背景和社会经济地位相似的伴侣） ， 这一模式在我国历史上很常见（Croll ， 1981） 。 因此 ， 将约会类别中的被访者归类为“现代”也未免过于简单 。 我们的研究结果呼应了Schmitz（2016）的观点 ， 社会不平等可能会通过约会和婚配实现复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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