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离婚骤减5成，是政策“抬高门槛”还是上辈“垂帘听政”？｜文化纵横( 二 )
来自反对者的第一个灵魂拷问是：就算闪婚闪离 ， 有什么不好？这一提问显示的背后信息是：有着“宁拆十座庙、不破一桩婚”的古老传统、崇尚“劝和不劝离”的中国社会 ， 如今在对婚姻的持久性与稳定性的追求上业已丧失了共识的土壤 。 换句话说 ， 关于好的婚姻的标准已然发生了变化 ， 从单纯的白头偕老转变为当事者在婚姻中的个体感受 ， 婚姻满意度而非婚姻长久度已跃升为衡量婚姻质量的最重要指标 。 从这种意义上说 ， 不论是西方教堂婚礼上那著名的无论贫穷富贵、疾病健康都忠贞不渝直至生命尽头的誓词 ， 还是中国婚礼上百年好合、长长久久的祝词 ， 早已蜕变为一种犹如“心想事成”般浮夸的祝福 ， 或者仅仅成为一种开启婚姻生活的纪念仪式 。
对于婚姻持久性至上标准的退让 ， 意味着对婚姻神圣性的驱魅 ， 这一过程其实是伴随着现代性而自然产生的 ， 其根基恰恰在于婚姻的情感主义和个体选择的兴起 。 美国社会学家安德鲁·切林（Andrew Cherlin）称之为婚姻的“去制度化”（deinstitutionalization）趋势 ， 意味着婚姻中的个体越来越希冀摆脱家庭角色规范的羁绊 ， 将从亲密关系中获得情感陪伴和个体所需的自主发展空间视为更重要的婚姻诉求 。 这种观念的变迁 ， 伴随着离婚的道德审判以及污名化的式微 ， 也在某种程度上为离婚的日常化以及单亲、同居等多元化婚姻和亲密关系形式的出现扫清了障碍 。 人口学家则从宏观意义上将之概括为第二次人口转型在婚姻形态和关系上的重要体现 ， 这意味着离婚率的上升从根本上已被认定为社会和人口变迁过程中的不可逆转之势 ， 只是在不同社会、阶层、年龄、文化中可能有各自不同的呈现方式和节奏 。
然而 ， 承认并接纳在中国转型时期愈加突出的婚姻脆弱性 ， 并不意味着人们放弃了对于理想型婚姻的追求 。 而完美婚姻的要件 ， 除了个体的主观满意度之外 ， 对于婚姻稳定性的预期从来都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目标 。 民间所谓“靠谱的人”（Mr.Right）或者“靠谱的婚姻”（perfect marriage） ， 包含的恰恰是幸福和长久两个方面 。 只不过在现实中二者得一已属不易 ， 又有多少人有造化二者兼得？对于离婚的价值判断持不同态度的人 ， 或许差异只在于对婚姻中这两个方面重要性的排序不同 ， 即当婚姻的稳定性和满意度不可兼得时如何取舍的问题 。 这种取舍的差异常常被解释为家庭主义和个体主义的分野 ， 其中以稳定性为先的更注重婚姻的秩序和家庭的完整性 ， 以满意度为重的则更强调婚姻中个体的自主性和主观感受 ， 前者体现了前现代社会通行的主流观念 ， 后者则更符合当下流行的中产阶层意识形态 。
因此 ， 单纯追问离婚率上升是好事还是坏事可能意义不大 。 作为现代化的伴生物 ， 有人认为它体现了社会进步和个体自由的增长而欢欣鼓舞 ， 也有人认为它会给婚姻这种制度和形态带来致命威胁甚至引向解体而忧心忡忡 。 对于个体来说 ， 无论秉持哪一种立场都无可指摘 ， 因为那只是个人生活境遇下的一种权衡和选择 。 但对立法者而言 ， “冷静期”的设定即便对于降低离婚率、“挽回”那些看似并未真正破裂的婚姻究竟能起到多大作用还是未知数 ， 但是他们更看重的或许是传达一种主流的婚姻价值观和家庭意识形态 ， 即在婚姻秩序和婚姻质量之间 ， 政府显然更关心前者 ， 而个体通常更关心后者 。 这种取舍在世界范围内并不存在明显差异 ， 因此在本次争论中 ， 当许多法学界人士以文本为据指出中国式离婚相比世界上其他国家而言在程序上更加轻松易得时 ， 这一结论并不令人惊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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