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写这篇采访人员眼 , 我去翻了三年前写的一篇杂记 , 重温了一些快要被我忘掉的事情 。 有时候觉得仅仅从学理上探讨抑郁症挺避重就轻的
(点击阅读《萧易忻 社会学如何理解抑郁症》)
, 但真正要书写经验又非常痛苦 。
读本科的后两年我经常往医院心理科跑 。 挂不上号的情况偶尔发生 , 这时我就得在诊室外面坐一下午等加号 , 因此也见识了很多世相 。
来这里的人远比我想象的要多 , 几个十来岁的孩子沉默地盯着手机 , 家长的眼神里也带着迁就 。 有人专程从外地赶来 , 他们操着江浙口音 , 谈论自己的见解 。 “现在的小孩啊 , 就是被手机害了 。 我们读书的时候哪儿有手机啊 , 他们成天到晚看 。 ”一位母亲锁上自己的手机屏幕后总结道 。
“这个毛病啊 , 还是要自己看得开 。 她就是工作上压力也大 , 回家来也有压力 , 就扛不住 。 ”陪妹妹来医院的哥哥这样说 。 兄妹俩都已届中年 。 在开着暖空调的室内 , 哥哥把衬衫领口的纽扣解开 , 但依然热得脸上冒汗 。 他谢顶 , 尤为健谈 。
妹妹则要寡言一些 。 她染着栗色的头发 , 扎成马尾 , 穿浅驼色的毛衣 , 镶着水钻的金属耳环闪着亮光 。 这位中年女人先打电话督促孩子做功课 , 之后和邻座一位刚拿到检测报告的男孩聊起天:
“你看完了?”她问 。
“见了医生一会儿 , 之后给她看测量结果 。 这个看不好吧 。 ”男孩说 。
“看得好的 , 我第二次来了 。 我对自己有信心 。 ”
“你就来了一次就开心了?”
“好多了 。 ”女人笑着 , 门牙有些凸出 。 “你为什么来的?不开心啊?”
“我就是不开心 。 ”男孩把写着测量结果的纸卷起来 , 敲打座椅扶手 。
之后男孩走进诊室 。 女人打开手机玩消消乐 , 音效提示她消去了三个水果 。
男孩和他的父亲看上去像很久没有理发 , 他们乘飞机赶来上海 。 父亲肤色黝黑 , 灰扑扑的裤脚下是一双簇新的旅游鞋 。 他和医生说想在这里做长期的心理咨询 , 医生则觉得他们住得太远不方便 。 父亲急忙保证他们可以一个月来一次:“我们坐飞机过来 , 很快的 。 ”医生说这样不可行 , 让他再考虑一下 , 听听孩子的意见 。
下一位患者已经进来 , 父亲只得退出 。
而在诊室外 , 医生的同事又转来一位病人 。 助理让这位女生加号 , 在外面候诊 。 此时是下午4点半 , 门诊已经熄灯 , 大部分科室已经下班 。 只有临床心理科的走廊里坐满了人 , 一位从浙江来的母亲说 , 他们上次轮到看病是晚上7点 。
在那篇杂记的最后 , 我说有机会的话想写一写心理科诊室门外的一千种人生 。 写关于心理疾病的名词如何舶来并在中国扎根 , 更重要的是写诊室外两代人的相遇 , 在转型的割裂下这些热切而朴素的中年人如何拼命奔跑 , 或是希望解决自己的困惑 , 或是希望跨越巨大的裂痕 , 追上自己的孩子 。
其实生活很多时候都不是那么快乐 , 它充满了琐碎、郁闷和焦虑 。 然而我们似乎都不太擅长与这些情绪相处 。 我们被教导要乐观积极 , 急于摆脱悲伤 , 拥抱快乐 。
不快乐也可以 。 记得咨询师有一次和我说:“对于那些逝去的东西 , 我们哀悼它 。 ”哀悼意味着什么呢?也许是一个容纳悲伤的仪式 , 安放那些沉重的、颗粒度更细的情绪 , 然后继续往前走 。
【|抑郁的反面不是快乐,而是生命力】一个令我印象深刻的说法是 , “抑郁的反面不是快乐 , 而是生命力 。 ”希望我们都能尝试着允许好事和坏事在自己身上发生 , 并相信自己能生长出力量去接纳它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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