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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能记起十多年前 ， 孩子被确诊为重度耳聋的日子 。
2003年 ， 儿子约两岁半时 ， 一天 ， 我们在家里招待客人 。 电话铃声大作 ， 众人下意识看向电话 ， 喧哗声中 ， 一位客人无意中发现 ， 云翔对电话铃无动于衷 ， 仍自顾玩耍 。 那位客人回家后 ， 又打来电话提醒我 ， 怀疑孩子听力有些问题 ， 建议我尽快带孩子去医院 。
儿子出生时 ， 公立医院还未开始推广新生儿听力筛查（2010年前后开始） 。 成长到2岁 ， 儿子一直不会开口说话 ， 我也从未往听力上去想 ， 亲友们则拿“贵人语迟”安抚我 。 且云翔小小年纪 ， 很会察言观色 ， 家里有人想出门 ， 总能及时察觉 ， 提前把他的鞋放在门口 。
几天后 ， 母亲陪我去医院 。 儿子的检查结果显示：神经性双耳全聋 。 大夫直接告诉我：不可逆 。
我追问大夫 ， 全聋是什么概念？
“你在他耳边放炮 。 他也只能听到很微小的声音 ， 不会躲开 。 ”
我彻底绝望 。 结束了睡眠状态测试听力的儿子还在沉睡 ， 我抱着他坐在医院走廊的椅子上哭 。 突闻噩耗 ， 我惶然失措 。 冲动之下 ， 我甚至冲动奔向医院外的大马路 。 还是母亲从身后追上我 ， 厉声阻拦我：“你愿意死你去死吧 。 把孩子给我 。 ”
当时 ， 我难以接受这个事实 。 在父母的庇佑下 ， 我一路平顺地长大 ， 读大学、工作、结婚生子……儿子确诊全聋 ， 我的人生中从未遭遇这种打击 。 而我的父母经历过饥饿、灾荒 ， 被关过牛棚、被批斗……在厄运面前 ， 他们比我平和 。 云翔后来的康复之路也少不了外公外婆的付出 。
2000年前后 ， 国内关于重度耳聋孩子的康复发展并不如现在 。 那时 ， 助听器、人工耳蜗昂贵 ， 许多孩子得不到好的康复治疗 ， 最终只能读聋哑学校 。
为让孩子有更好的康复条件 ， 我和丈夫决定搬去北京 。 2003年9月 ， 老公申请了调去北京的总公司工作 。 我暂时离职 ， 成为全职妈妈 ， 带着儿子来到中国聋儿康复中心 。 当时植入人工耳蜗 ， 孩子脑袋上需要戴着些怪异的仪器 ， 我们不愿云翔在人群中更显“特殊” ， 先给云翔配了最昂贵的助听器 ， 之后 ， 他能捕捉到1米之内的声音了 。 世界对他不再是寂静无边 。
但接下来困难的 ， 就是说话 。
聋儿学生 ， 无法像普通学生一样学习说话 。 云翔就读了康复幼儿园 ， 每天接受老师的专业康复 。 而我就读家长学校 ， 学习了解那些助听设备 ， 辨别孩子带助听设备的反应 ， 通过不同的声音 ， 铃声、拍手声等 ， 帮助孩子建立这些声音和意义的连结 。
两个月的培训后 ， 我开始在家里教他说话 。 因为无法准确、清晰地听到言语声 ， 听障孩子想模仿出正确的发音不易 。 刚开始康复的半年 ， 无论我用什么方法教、诱导云翔 ， 他就是一言不发 。
5个月后 ， 同期康复的孩子能做汇报演出 ， 云翔还是无法开口说一个字 ， 我感到沮丧 。
当时的聋儿康复圈流行着一句话：想康复一个听障儿童 ， 就要付出一个母亲的代价 。
这让我更加恐惧 ， 害怕丧失自我价值感 。 我决定重返工作岗位 ， 白天上班 ， 晚上教云翔 ， 这样还能暂时地喘口气 。
白天带云翔的重任 ， 我的父母接了过来 。 老两口分别是大学、高中学历 ， 很有耐心 ， 就带着孩子读书、说话 ， 他们心态平和 ， 教起孩子来不急不躁 。 我晚上回家后 ， 用康复学校的专业方法教孩子 ， 常常忙到12点钟才能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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