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他人生中最好的14个年头，都奔跑在寻找孩子的路上( 二 )
《回家：14年又57天》（试读）
后记
写作对我来说是一件很神圣的事 ， 无论是在以写作为梦想的学生时代 ， 还是在今天 。
写这本书的初始 ， 我对自己充满了怀疑 。 我怕自己没有能力讲好这个故事 ， 怕自己会消减它本身的意义 ， 或者挖掘不出它应有的内在力量 。 我怕我“浪费”了它 ， 又怕我“利用”了它 。 因为在写第一个字之前 ， 我就知道它会有数量可观的读者 ， 这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 我但愿自己的工作能给它带来足够的价值 ， 无论是社会价值还是文学意义上的价值 。 但是对于这个厚重的故事来说 ， 我缺乏社会经验 ， 缺乏写作训练 ， 缺乏法律知识 ， 缺乏成熟的道德思考 ， 缺乏针砭时弊所需的社会洞察力 。 这让我很痛苦 ， 也成为了我快速进步的动力 。 我要额外感谢我的编辑老师程利盼 ， 她向我提出了不少有效的、敏锐的意见 ， 且几度不吝于肯定和鼓励我 。 很快我意识到 ， 我有能力讲述这个故事 ， 更重要的是 ， 我有责任讲述它 。
我不是故事的局外人 ， 我是这个悲喜剧世界内部一粒隐隐作痛的沙 。
除了母亲 ， 几乎没有人比我更熟悉我笔下的主人公孙海洋 。 我24岁 ， 父亲寻找弟弟的旅途倾轧过我大半的生命历程 ， 是我成长的纹路 。 这个故事脱胎于他 ， 是他所见所闻、所思所想 ， 是他的双手所造、脚步所及谱写出了这个故事 。 他用朴实有力的语言将故事讲给我听 ， 不仅仅在成书之前 ， 也在这漫长的14年又57天当中 。 我必须承认我并没有努力将个人感情隔绝在写作之外 ， 我甚至几度在写作过程中忽然停下来大哭不止 。 这也导致我没能将故事讲得足够克制 ， 但我想这种感情并非多余 。 既然我无法从中抽身 ， 就尽全力发出真诚的声音 。
文章图片
孙海洋 。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 在找到弟弟孙卓之前 ， 写下这本书就曾是我的一个小小的梦想 。
2020年9月15日 ， 我曾在日记里写下过这样一段话：“打造一个全无希望的心境 ， 相信自己什么都做不到 ， 这就是我面对一切之前首先去做的事 。 我和他完全相反 。 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我突然很惊讶 ， 意识到他的脊梁骨也是脆弱的钙质而非某种生猛不可欺的金属 。 我无法想象有一天那种力量不再像既枯又荣的野草一样野蛮生长 ， 脊骨也在27小时的站立中折断了 ， 我害怕他身边没人能接下他的担子哪怕一天 。 每一次他跟我讲故事 ， 我从头沉默到尾 ， 但每个细节我都记得 。 照理说我应该把它们全部写下来 ， 毕竟那也与我有关 。 可是在那之前我认为自己是做不到的 ， 即使做到了 ， 好像也没有意义 。 ”
那是孙卓被拐的第十三个年头 ， 可见我感到一切何其灰暗 ， 但他从未灰暗 ， 他一直有照亮前路的火把 。 我万不能想到 ， 就在次年 ， 一切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 ， 我的世界乍然放亮 。 孙卓能够回家 ， 除了父亲的寻子精神 ， 更离不开警方十四年来的不懈努力 ， 也要感谢媒体、社会各界打拐人士及无数热心人的关心和帮助 。
在写作过程中 ， 有两种关系是我想要深入探索和传达的 。 一是真实与虚构的关系 ， 二是人与社会关系 。 对于第一点 ， 我深知自己必然有立场之局限 ， 但求在写作过程中尽我所能还原既有的事实 。 我希望能够像书写历史一样客观地记录真实、剖析真实、刺破真实 。 但这个故事也必须具有文学性 ， 具有细节、想象和象征 ， 这些东西才能带来可读性 。 我认为可读性并不会减损严肃的意义 ， 反而有能力呈现深藏于真实内部的力量 。 对于父亲 ， 我也不愿刻意塑造他 ， 我更愿意“还原”他 。 多年来 ， 许多热心人称他为“打拐英雄” ， 其实“英雄”这个名号对普通人来说是值得警惕的 。 我在写作的过程中想到 ， 他所发出的声音不应该是英雄的哀鸣 ， 而是“人”的哀鸣 。 人走过大地 ， 留下深深浅浅的渺小脚印 ， 这比英雄的呼号更动人 。 也只有看到具体的人 ， 我们才能直面具体的困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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