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红门|北京大红门即将关停：曾经的服饰潮流风向诞生之地，如今迎来告别( 五 )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 项飙1992年在“浙江村”考察时发现 ， 村里的帮派势力尤为猖獗 ， 打架斗殴时有发生 。 张玉兰说浙江村不再是安全的地方 ， 她害怕晚上独自出门上厕所 ， 因为村子里有许多流氓 。 社会治理一直是大红门地区的难题 。
2011年4月 ， 大兴区旧宫的一座四层楼房发生火灾 ， 事发地是一处服装家庭式小作坊 。 这场火灾暴露出大红门的安全隐患 ， 这里70%都是服装小加工厂 ， 发生火灾是偶然也是必然 。
这次火灾导致“浙江村”成批的加工厂被迫开始外迁 。 赵涌涛家的厂房也在搬迁的名单内 。 他们搬到了京五环 。
2017年11月 ， 北京大兴区西红门镇新建村的一处服装出租库房发生火灾 。 这次火灾造成19人死亡 ， 8人受伤 。 这让北京政府下定决心整治 ， 将这里服装供应链彻底清出京城 。
2017年年末京温大厦关闭 ， 2018年8月大红门早市关闭 。 数万家商户依次遣散、清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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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曾经红火一时的大红门早市 ， 现已关闭
早市关闭后 ， 张玉兰的弟弟一家接到新的招商信息 ， 转到沧州去做生意 。 自2016年之后 ， 张玉兰的大姐、二姐先后关掉服装档口 ， 回到老家带孙子 。
只有张玉兰和弟弟留下来继续生意 ， 弟弟去往沧州 ， 张玉兰觉得感伤 ， 她对弟弟说“常联系 。 ”但她也知道 ， 生意人一年到头活忙不完 。
早市关停后 ， 商场管理越来越严 ， 管理者不让商户做批发生意 ， 不许商户在店里打包、发货 。 往昔来来往往的拉货场景 ， 早已不复存在 。 物流店面也撤了一大批 。
人潮散去 ， 吴存兰的饭馆生意一天不如一天 ， 依靠早市收租金的生意也泡了汤 。 早五年 ， 她的饭馆每天能进账1万多元 ， 而近一年来 ， 饭店营业额好时一天有3000多元 ， 差时只有1000多元 。
吴存兰说最后悔的一件事是没在北京买房子 ， 他们夫妻一直住在饭馆附近的平房 ， 月租2000多元 。 2020年 ， 为了节省房租 ， 他们干脆搬到了餐厅二楼 。 子女是吴存兰的心病 ， 她有两个孩子 ， 现在大儿子也生了三个孩子 ， 她还得赚钱补贴子女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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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出路
火灾没有让赵涌涛的父母离开京城 ， 2019年年底爆发的新冠疫情 ， 才彻底让他们开始寻找新的出路 。 赵涌涛说起疫情的打击 ， 2020年5月份停滞半年的大红门才重新开业 。 搁置的生产线 ， 积压的货物 ， 让他们损失了几百万 。
“北京待不下去了”， 赵涌涛的母亲王锡芬是个行动果断的女人 ， 她决定把工厂和档口都搬迁至沧州 ， 开辟新市场 。 那时 ， 大红门关停的通知令还未下达 ， 王锡芬让儿子、儿媳守着档口 。
赵涌涛并非没有自己的想法 ， 他希望独立出来 ， 和妻子做自己的服装事业 。 这两年 ， 他也在积极寻找新的落脚点 。 头一批遣散的商户大多去往沧州、永清、固安等地 。 他也将商品拿到天津、永清的市场去尝试 。 但没有得到好的效果 。
一个成熟的市场形成需要时间的酝酿 ， 也讲究天时、地利、人和 。 赵涌涛注意到这两年 ， 南方的服装市场起来得很快 ， 他们借助电商、便利的交通、低廉的人力成本 ， 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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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赵涌涛在店里打包货物
张玉兰也有这种感觉 ， 2014年左右 ， 网店兴起 ， 她的衣服不好卖了 。 那些来拿货好几年的实体店家 ， 一个个很少联系 ， 打电话过去 ， 对方就说 ， 拿什么货 ， 根本没卖出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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