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互联网大厂,我选择了“退居”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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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留不下的北上广深 , 回不去的家乡 。 两难之下 , 居于中间的二线城市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 。
作者 | 陈晓妍
编辑 | 张子睿
回家过完年 , 还要再回来吗?
离春节不到2周 , 在一线城市的互联网打工人又要面对这道选择题 。
尤其今年互联网入冬 , 让天平上“离开”的一端又多了些许砝码 。
2年前 , 没有寒流 , 大厂们还在高歌猛进 , 90后女孩Kris辞去了北京一家互联网大厂的产品经理 , 告别生活了十年的北京 。
Kris说 , 从小要强的她向来崇尚在一线城市奋斗的生活 , 但没想到有一天会选择安逸休闲的成都 。 告别一线大都市 , 最难过的是自己心里那道坎儿——离开刚买下、装修好的房子 , 抛开在北京的生活圈子和人脉资源 , 去到完全陌生的城市 。
走的那天晚上 , Kris给北京新家的每个角落都拍了照片 , 放在手机里当留念 , 做好了长时间不回来的准备 。 老天很应景地下起了雨 , 跟她十年前来北京那天一样 。
放弃大厂 , 退出北京 , 会不会后悔、留下遗憾?当时的Kris也没有答案 。 她唯一确定的是 , 围城之外 , 总会有新的路可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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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过客
离开一线城市的想法 , 通常源于生活里出现的异常 。
在上海工作的袁婧 , 就曾感受到身体给出的警告 。 26岁的她就职于一家互联网公司 , 一次在家通宵赶完方案 , 她从电脑前起身 , 眼前突然黑了几秒 , 心跳好像也漏掉几拍 。 简单洗漱后 , 她早上又准时出现在公司 。 下午开会 , 袁婧看人都有些重影 , 累得失去感知 , 听不到其他同事说话 。
在这家公司里 , 熬夜加班是常事 。 袁婧想起来有些后怕 , 新闻上常见的“猝死” , 也许离她并不遥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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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广告从业者刘艺则失去了对生活的掌控感 。 每天结束近12个小时的工作 , 她经常冒虚汗 , 挤进深圳的地铁里 , 有时觉得自己像一条沙丁鱼 , 有时又像一具行尸走肉 。
KPI的压力悬挂在她头顶 。 同事见她太过紧绷 , 劝她工作间隙玩会儿手机 。 刘艺拒绝 , 眼睛盯着当月的消费额单子 。 直到后来 , 老板要求他们签下协议 , 如果三个月完成不了绩效 , 就会被辞退 , 这时的刘艺像一条绷得太紧的绳子被突然扯断 。 “我不可能这辈子都这么用力地去奔跑 。 ”她说:“看不到尽头 , 就觉得必须结束这种生活 。 ”
2020年 , 疫情扰乱了人们的生活 , 让刘艺开始提前考虑“稳定”的问题 。 深圳显然无法提供答案 。 在刘艺看来 , 买房子 , 得到户口 , 不过是一张城市的入场券 。 下一代能不能在这里读书、高考 , 才是一个人扎根的标志 。 刘艺的舅舅曾为了成为“广州人” , 花了将近20年的时间 。 想到这 , 她觉得无望 。 但这也让刘艺下定决心 , 如果在大城市待不下来 , 一定要尽早掉头 。
林远也没能在大城市中获得足够的安全感 。 2015年 , 刚毕业的林远来到北京 , 一开始做运营 , 后来应聘成为一家互联网大厂的程序员 。 林远曾是个理想主义者 , 听过北京的创业故事 , 相信自己就是下一个罗永浩和雷军 。 工作了几年 , 他才慢慢接受 , 自己跟大多数人一样 , 只是最普通的一线打工人 , 靠着付出劳动获取报酬 。 但每年都会有无数年轻人涌入这座城市 , 用更低廉的时间成本取代大龄员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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