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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过年回家时 ， 一个多月前买给爸妈的制氧机还搁在院子里 。 （南方周末采访人员 庞礴/图）
下动车 ， 出站 ， 我一眼看见我妈——卷卷的短发从橘黄色羽绒服的帽兜里露出来 ， 热情地往出站口大步走 。 实际上 ， 跟我擦肩而过的时候 ， 她根本没认出哪个是女儿 。
我大声叫住她 ， 她一张口 ， 就吭吭地干咳 ， 于是我们不得不进行这段已经在视频聊天里重复过好几次的对话 。
“是不是新冠后遗症？你去看看医生买点止咳药 ， 家里有雾化机 ， 正好用上 。 ”
“哪是后遗症 ， 每年冬天都这样 。 ”
“好几年了不更得去医院吗？”
“一直都这样 ， 看啥看 。 ”
每一次我提出关于健康的建议 ， 都会这样轻飘飘地被爸妈带过去 。 跨越代际的交流之难 ， 往往在于“听你的还是听我的” 。 试图就事论事的人遇上想讲等级制和老规矩的人 ， 简直就是秀才遇上兵 。
只胜了一粒泰诺
腊月二十八晚上到家 ， 第二天早上往窗外一看 ， 我一个月多前买了寄到家的制氧机、雾化机和电动吸痰器 ， 全部都在院子角落里 。 猫回家的时候要从栅栏上往下跳 ， 这些纸箱好歹能给它垫个脚 。
我挨个看了一眼 ， 制氧机的箱子打开过 ， 又贴好胶带放了回去 ， 吸痰器和雾化器干脆没有拆开 。 “咋就晾在院里了？”我妈没接茬：“你看这个花开挺好 。 ”
过一会 ， 我看她在下唇上涂了白白的一层牙膏 ， 才知道她长了口唇疱疹 ， 牙膏能带来清凉 。 我说我从外卖软件上买个阿昔洛韦软膏 。 “你净瞎花钱 ， 家里啥药膏没有？”牙膏、红狗营养膏都有 ， 阿昔洛韦就没有 。
在新冠以前 ， 我一直以为在健康这个领域里 ， 我家是在经历一场用药的大战 。 家里时不时地出现一些来路不明的棕黑色药丸 ， 我妈夏天会到社区诊所里贴“三伏贴” ， 还在我爸“上火”的时候给他拔罐、刮痧 。 她用硬币刮痧 ， 银色的棱在背上划过 ， 背上就浮现隐隐的红色 ， 过一会变成紫黑色 ， 他俩越看越觉得疗效过关 ， 特能下火 。
在无数次互相指责和互相原谅之后 ， 新冠大流行来了 。 以往的大战也就变成了我和爸妈之间的话语权之争：第一回合在2022年11月底 ， 我要他们买退烧药 ， 我爸嘴上答应 ， 可到了药店连花清瘟都售罄了才坦白自己没买药 ， 我马上寄回一盒泰诺；第二回合在2022年12月初 ， 我买的血氧仪送到了 ， 在纸盒里放了三四天 ， 才在我声泪俱下的动情科普里被拆出来 ， 夹在我爸的手指上；第三回合在几天之后 ， 制氧机、吸痰器和雾化器纷纷到货 ， 并开始了冷宫生活 。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困扰 。 室友八十多岁的姥姥发着烧 ， 可就是不肯吃降压药和降血糖药 ， 负责照料的女儿们一筹莫展 ， 几乎每天都要为母亲的服药问题掉一次眼泪；一位好朋友人在海外 ， 母亲觉得胸闷 ， 一测血氧水平只有93％ ， 她让母亲去做个CT ， 但怎么都劝不动；一位朋友的几位长辈发烧 ， 但一次抗体检测都不愿意做 ， 他们喝着她买的小柴胡颗粒退了烧 ， 在持续不断的争论里捱过了这一波“重感冒” 。
在这一场持续了半个月的斗争里 ， 我唯一的胜利就是一粒泰诺 。 2022年12月上旬的一次视频电话里 ， 我妈说她吃了一粒泰诺——在持续整晚39度多的高烧之后 。
但她随即拒绝了隔离的建议 ， 我爸拿着手机站在床边 ， 拍下了这一次新冠大流行里唯一的受益者——猫 。 它快乐地在我妈的脖子和胸口蹭来蹭去 ， 欣喜地发出第一次睡火炕的咕噜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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