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 ， 我给在上海的堂姑打了个电话 。
她告诉我 ， “家里情况还好” ， 就是暂时不能下楼 。 她爽朗的性格并没有因眼前的困难而改变 ， 间或发出几声笑 。 我们都认为 ， 这一切都会过去 。
我突然意识到 ， 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出于关切 ， 而给堂姑打电话 。 实际上 ， 我只是在去年此时 ， 为回复堂姑对我父亲住院手术情况的询问 ， 而打给她一个电话 ， 告诉她 ， 我的父亲经历了一场漫长的、令人惧怕的手术 ， 康复得不错 。
这次 ， 我又打电话给我的父亲 ， 告知堂姑的消息 ， 让他不要担心 。 我父亲是独生子 ， 他视我堂姑为亲妹 。
此前 ， 我到南京的乡下去探望父母 ， 聊起上海 ， 聊起上海的那些亲友 。 在地理意义上 ， 上海挺远 ， 但在人文意义上 ，上海并不远 。
在我们曾经的村庄 ， 自小去上海打拼的人不少 ， 例如我二爷 。 我二爷在上海干了一辈子 ， 先是做学徒 ， 而后做生意 ， 继又入了国营大厂 ， 他和我那在苏州药店工作了一生的爷爷 ， 形成了某种情感呼应 。
堂姑是二爷的女儿 。 她年轻时去了上海 ， 在上海安了家 。 去上海之前的一天 ， 她下田干活 ， 路过村外一条野河的时候 ， 摘了几株荷花回家 。 她嗅着荷花香 ， 穿过我家的堂屋 ， 留下爽朗的笑声 。 我还记得那清香和笑声 ， 可一眨眼 ， 这都已经是30多年前的事了 。
有堂姑在大上海 ， 是一件挺幸福的事 。 我上小学的时候 ， 堂姑给我买过两回东西 ， 一是新华字典 ， 二是一件咖啡色的夹克衫 。 夹克衫带点暗花纹 ， 非常时髦 ， 我一度坚决不肯穿 ， 因为那时候男孩如果穿“花衣服”会被人取笑 。 过了好些日子 ， 我才穿上 。 后来乡村流行起男孩专属的红衬衫和花衬衫 ， 我的前番审美坚持就未免可笑了 。
我结婚那年 ， 带着妻子去了上海 ， 在堂姑家住了几天 。 堂姑烧得一手好菜 ， 让我有乐不思蜀之感 。 这是属于我和妻子的蜜月记忆 。
上海很大 ， 大到足以让我这样的外乡人迷路 。 那时没有手机 ， 我为了免于找不到堂姑所在老小区大门的尴尬 ， 暗暗强记了周围几个“地标” 。 我在繁华上海的面前 ， 有一点放不开 ， 但好在因为堂姑的存在 ， 这个城市能让我感受到一份亲和力 。
十年前 ， 堂姑女儿新婚 ， 我们这个家族 ， “几家总动员” ， 开车的开车 ， 坐火车的坐火车 ， 去上海吃喜酒 。 这种家族体系内“苏沪一家亲”的感觉 ， 发自内心 。
时光推着我们匆匆向前 ， 但两地亲人的情感联系 ， 从未减弱 。
二十岁时 ， 我读过一篇题为《有时 ， 关切悄然无声》的散文 ， 对文中的观点颇为认同 。 我和父亲都是内向性格 ， 常常是 ， 明明关心别人 ， 却宁可“悄然无声”也不肯直接致意 。 尤其是对亲人 ， 往往羞于表达 。
【上海|夜读｜人生第一次，我给上海姑妈打了个电话】令我打破“惯例” ， 给堂姑打电话“问平安”的动力 ， 应该就是疫情背景下 ， 一种特别的情感需求吧——凭借亲人的安好 ， 带给自己一份安然 ， 消弭一丝慌张 。
这两年 ， 在南京抗疫的时候 ， 我也被人打电话问过好 。 我发现 ， 疫情正让很多人变得更主动关心别人 。 很多时候 ， 我们所要的安全感 ， 其实不只是要自己安全 ， 也是要亲人和朋友安全 。 这个世界都好了 ， 我们才会更好 。
世间纷扰自然不会按我们的心情而停息 ， 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在困难的时候互相打气 ， 在看到希望的时候彼此庆贺 。 这是病毒“攻”不破的阵地 。
不知道是谁说的一句话：人生最难时 ， 真正站在你身后的 ， 永远是你的亲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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