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汉语转型中的女性表达 ， 不仅体现在语体、词汇、语法结构等文本实践的变化上 ， 还体现在作文立意和行文观念的革新上 ， 是性别主体建构的重要环节 。 近距离考察白话报章语料只言片语中的文学修辞对话语实践的“规训” ， 以及女性在文学表达中的“延宕”与“突围” ， 都可以丰富、细化现代性别主体研究 。 同时 ， 晚清至五四的文学语言与现代性的追求内在相关 ， 语言与救亡、启蒙、富强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关系链 。 而这个过程中女性意识苏醒和成熟与语言变革和民族危机紧密相关 ， 现代性别主体的凸显始终与语言主体、民族主体的诞生相伴相随 。
从晚清白话文运动到五四白话文运动的近20年间 ， 随着汉语拼音运动的深入 ， 各种“言文一致”“统一语言”的尝试体现在文白转型的历史起伏中 。 一批晚清学人试图通过语言文字改革推行大众启蒙 。 清末民初文学汉语的转型 ， 伴随着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 ， 在现代化的道路上 ， 中西文化的“差异”大部分情况下被归为“差距” ， 中国语言文字的“弱点”成为国人“知耻而后勇”中的“耻感”所在 。 汉字笔画繁难 ， 学习记诵都不及拼音文字省便；汉字读音未统一 ， 加上各地方言的阻碍 ， 汉语的传播只能依靠文言；作为成熟的书面语系统 ， 文言文传播能力有限 ， 对于新学理的吸收又存在障碍 。 言文二分的情况下 ， 民众的教育启蒙处处受限 ， 人心一盘散沙 ， 便无法培养“新国民” ， 更无法抵御外侮 。 在这样的推演下 ， 语言文字的问题最终成为强国保种的问题 。 白话地位的崛起 ， 不仅是一个文化事件 ， 也是现代化进程中国人几经取舍后的政治行为 。 在白话文运动和汉语拼音化运动的两条线索中 ， 对于白话的推崇和锤炼 ， 对于口头语的二次加工 ， 对于方言词汇的创造性运用 ， 成为连接文学语言和女性的关节点 。 对当时的女性而言 ， 一方面清政府直到1907年才将女学纳入官方学制 ， 另一方面包含女子教育、女性启蒙等诸多社会议题在内的女性话语实践早已屡屡见诸报端 ， 而教会女学更是在19世纪40年代就已开始 。 在语言文化和性别意识的双重视野中 ， 新语汇与新文体、倾向口头语的表达策略和学制规约下的性别指称三者互相交织 ， 将宏观的家国论述细化到具体而微的字里行间：
第一 ， 女性启蒙视野下的清末新语汇与新文体 。 “女权”“女性”“女学生”等新名词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成为时人热议的关键词 ， 其含义随着小说、歌谣、时调等不同文学形式的演绎而实现了本土化 ， 成为女性启蒙不可或缺的部分 。 引入与女性相关的新名词的过程 ， 是一个译介和学理化的过程；而各类文学样式转型过程中对这些新名词的借用 ， 是一种启蒙和通俗化的过程 。 两种过程中各类新词意义的耦合和错位 ， 反映出不同群体对于“新女性”的期待 。
第二 ， 方言、口头语、白话与女性表达策略 。 无论是面向女性的政论文和演说文 ， 还是学堂乐歌、小说等 ， 通过方言和口头语的书面直录 ， 以增加语义间隔 ， 软化语气 ， 拉近和想象读者的距离 。 口头语和方言的直接书面记录 ， 如吴语的“笃”“个”等 ， 粤语的“喇”“唔”“係”等 ， 使初期白话文学的形式更为生动活泼 。 但女性叙述者的口语化对白在不同的作品中各不相同 ， 有时书面语甚至文言成分显著增加 ， 此时的女性尚不能舍弃“文言”及其背后的话语权威 。
第三 ， 女学学制和女教规约影响下的女性文本指称 。 以女性为叙述者的作品 ， 和以女性议题为叙述对象的文本 ， 对“我”和“她”使用不同的指代词 ， 如“妇（人）”“女子”“姊妹”等 ， 折射了近代以来传统女教和西化女学之间的冲突、过渡与融合 ， 并在指称转换的过程中逐步确立性别主体 。 清末民初女学涉及的教材内容和写作范式 ， 与女性文本实践中“妇孺”“姊妹”与“我（们）”等单复数形式的指称互有关联 。 在“集体/个人”“国/家”宣传中觉醒的中国女性 ， 在作文过程中亦经历了词句、体裁、观念的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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