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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脚受辱图, 《安徽俗话报》 , 1904年第13期
需要明确的是 , 讨论女性的写作 , 尤其是在写作语言从文言向白话转变的过程中 , 性别身份的对立不能简单地和文言白话的对立进行联系 。 如果不能结合文学生产的现场进行语境还原 , 便不能解释部分女性发声者在白话创作中如何延续了文言的“话语权威” , 也不能解释男性用女性笔名、模仿女性的口吻进行白话创作、号召女性团结的现象 。 但是 , 既然有模仿女性口吻写作的尝试 , 就意味着至少存在女性行文风格的范式 , 这种范式不是需要打破的性别偏见 , 而是一种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女性用语的特质 。 关于语言和性别差异之间的关联 , 语言学界的诸多探讨颇具启发性 。 早在1922年 , 奥托·杰斯珀森(Otto Jespersen)在其语言学论著《语言的本质、发展及起源》(Language: its nature, development and origin)中就已专章论述女性语言的特质 , 从语言禁忌、词汇选择、语法和句式等方面对两性的语言习惯做了简单的比较 。 但由于时代的局限 , 作者未能提供较为系统的数据支撑 , 而是更多从人类学角度分析差异产生的原因 。 杰斯珀森的观点属于典型的“缺陷论” , 即认为女性因为接受教育的程度有限 , 且大部分没有走出家门 , 也没有从事家庭之外的劳动生产 , 她们的语言较之男性的 , 是一种有缺陷的低层次版本 。 随着语言学的发展 , 加上西方女性运动的影响 , 1960年代开始对于语言和性别差异的论述又先后产生两个观点 , 即“支配论”和“差异论” , 前者如罗宾·雷考夫(Robin Lakoff)的著作《语言与妇女地位》(Language and Women's Place , 1975)认为男女语言差异是社会中性别不平等的映射 , 后者则从90年代开始崭露头角 , 以艾莉丝·弗里德(Alice R Freed)为代表的学者开始修正“缺陷论”和“支配论”中对于男女两性的不恰当论述 。 不同于以往研究中将女性视为被动的角色 , “差异论”者认为两性语言各有特质 , 没有孰高孰低之分 , 都是平等的个体 。 不难发现 , 西方对于性别和语言相互关系的研究随着西方女性自我认知的不断深化而更新 。 其中涉及的观点虽然根植于西方文明的历史土壤中 , 但是其中对女性教育、阶层、口头语和书面语以及话语权力的讨论 , 对于回顾、分析近代中国女性创作语言的转型 , 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
西风东渐的过程中 , 中国女性不可能置身事外 , 但她们的“发声”先要经过与女教规约的相互“撕扯” , 而女教规约又因为西方教育体系对中国女子教育的影响而发生变化 , 过渡时代关涉性别的要素 , 都不再是“常量” 。 因此 , 需要充分考虑中西女性文本实践、性别主体生成和女权运动进程的差异性 , 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碰撞交织中牢牢把握近代中国语言文字观念沿革的主要线索 , 这样才可以通过纵横向的比较建立起文学汉语、女性表达、国家民族的三维立体结构 , 如同在文学生产场域无处不在的“变量”角力场中找到一条准绳 。
【白话报|新女声:晚清白话报章与现代女性意识的萌芽】(本文部分内容来自作者于4月6日为香港孔子学院及香港理工大学中国文化学系所作的线上讲座“清末民初文白转型中的女性表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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