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弭|不再是“太年轻太安静的亚裔女生”，吴弭荡涤常规｜独家专访( 三 )
撑起家里一片天
她才23岁 ， 妈妈就出现了精神健康问题 ， 危机迫使她负责照顾起两个年幼的妹妹 ， 成为她们的长期监护人 。 她曾在《波士顿环球报》上回忆：我发现妈妈在冰冷的雨天站在外面， 一手拿着雨伞 ， 一手拿着行李箱 ， 等待一个身份不明的司机来接她去参加一个秘密会议 。 我求她进屋 ， 她就说"你不再是我的女儿 ， 我也不是你妈妈 ， " 她撩开我的头发 ， 检查我右脸上的痣 ， 以防万一 ， 因为显然 ， 如果 "计划 "要创造一个我的机器人 ， 他们会忘记这个小细节 。 开始是偏执狂 ， 感觉她被一个实体监视着 ， 似乎与战后她在台湾童年时的军队相似 。 她开始不吃不睡 ， 半夜拨打911 ， 说听到呼救声 。 她经常认为学校不上课了 。 我的两个妹妹当时分别是10岁和16岁 ， 要自己做饭 ， 互相叫醒对方去赶校车 。
那时父母已经离婚 。 当她的同龄人正在探索独立生活 ， 专注于他们的事业并广交朋友时 ， 她却集多任于一身——大姐姐、家长、护士、家庭和财务负责人、教师和全职工作者 。 她出入急诊室 ， 跟精神健康医疗人员沟通 ， 在学校跟老师解释为什么爸妈不能来开家长会 ， 述说家中的创伤 。
——历史上看 ， 亚裔在精神健康护理方面一直面临无数的障碍：保险问题、语言困难和文化上的缺乏 。 亚太裔是最不可能寻求心理健康服务的种族群体 ， 2018年 ， 73.1%患有精神疾病的亚太裔成年人没有接受治疗 ， 而整体人口中精神疾病患者不接受治疗的比例为56.7%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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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吴弭人生经历中的一部分 。 她一次次地应对繁文缛节才有机会获得服务 。 她看到 ， 在你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 结构和系统往往不能为说不同语言或有挣扎的人提供服务 ， 她看到妈妈被剥夺了人性 ， 就在那些病房里 ， 善意的医疗人员面对妈妈这样的亚太裔移民 ， 她的口音 ， 蹩脚的英语 ， 做出各种假设 。 "
“我妈妈第一次住院时 ， 在我入院看她之前 ， 她被强行注射了镇静剂 。 当我赶到时 ， 有人递给我一个塑料袋 ， 里面装着她的物品：用剪刀从她身上剪下来的破烂衣服 。 妈妈用中文告诉我 ， 她不想在一个男性工作人员面前脱衣服；那个袋子里还有她最后一点被撕碎了的尊严 。 但不幸的是 ， 这并不是我最后一次陪她在急诊室过夜等床位 ， 也不是我最后一次对一个将她非人化的体制感到愤怒而全身发抖 。 ”（《波士顿环球报》）
这也成为最终促使她勇于追求公共服务的动力 。 如此的痛苦经历告诉她 ， 不仅仅要确保字面上的条文 "说正确的话 "或保有正确的项目；更要在民众需要帮助时与他们建立联系 ， 并消除语言和文化障碍 。
涉足政治
完成了抚养妹妹、照顾母亲、打理家中小生意 ， 以及 "在所有这些方面不断与市政府斗争 "之后 ， 吴弭开始考虑从政 ， 她想改变政府非但不能提供支持反而成为阻碍的局面 。 也许有一天她会在政府工作 ， 提高官僚程序的效率；也许她会担任一个部门的主管；也许她会负责餐馆许可证这一摊 。
她从未想过自己会成为这个城市的代言人 。
然后 ， 在她进入哈佛大学法学院的第一天 ， 她走进教室 。 合同法课的教授很严格 ， 而且很出色——那就是伊丽莎白·沃伦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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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伦为她背书："在过去七年中 ， 我很自豪能与米歇尔并肩作战 。 她能够走出去 ， 做需要做的工作 ， 让人们的生活发生改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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