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有人会反驳 ， 说不定儿子是哭自己一直以来承受的、没有母亲陪伴之苦哩！
我要说 ， 就算是这种哭 ， 也不能说儿子的心被狗吃了 ， 底层逻辑还是对母爱的需要以及不将母亲当仇人的态度 。
如果要指责封建礼制对妇女是迫害的话 ， 难道对儿郎们就不是迫害了吗！
儿子在第二拜之际 ， 终于忍不住哭了 ， 却为什么又立即起身、像逃跑似的就离开了 ， 弄得母亲要追着才能与他说上话呢？难道真的是发自内心地、决然而然地要与母亲割断关系吗？
表面看 ， 是这样 。 设身处地想一想 ， 没那么简单 。 都已经是郎官了 ， 大场面也见了 ， 也有社会的历练了 ， 成熟的人 ， 不至于因为担心失态而匆忙逃离 ， 凭他前面表现出来的理性与感性 ， 稍事留下 ， 陪母亲说几句话应该是能做到的 。 偏偏却选择了“跑离” ， 是有问题的 ， 而问题不是出在儿子自身 ， 是迫于压力——有另外一股更强悍的压力在束缚着他 ， 他不得不选择“落荒而逃” 。
那么 ， 这股压力是什么？我的答案是来自于他的家庭 ， 并不是所谓的泛泛的封建礼制 。
如果封建礼制那么严酷的话 ， 一个离了婚的女人哪能私自召唤前夫的儿子单独见面呢？而且还要调动其它社会资源 ， 这个被调动的社会资源难道就不怕“吃人的礼制”吗？因此 ， “国家”层面上是不会有这样的规矩 ， 纵然要有 ， 也是某个家庭、家族的事 。 事实上 ， 这位母亲能改嫁、而且改嫁的对象是显官 ， 还能够乘朝车外出 ， 就已经说明当时社会环境还是相对宽容、自由的 。
所以 ， 邓朗的怪异表现 ， 源于他的家庭 ， 即邓伯考、邓元义、以及他的奶奶 ， 是他们用无形之手撕裂了母子关系 。
问题是 ， 据原文之词 ， 除了奶奶是个大“恶人”外 ， 那两位都是大好人 ， 又怎么看？
爷爷邓伯考在朝为官 ， 心地善良 ， 看见并了解到儿媳遭受虐待的情况后 ， 竟然动员儿子（邓元义）休妻救命 ， 咋一看是道德楷模 ， 细一想有这必要吗？不就是自己老婆虐待了儿媳嘛 ， 吱个声不就解决了 ， 难道自己在家说话不算数不成 ， 家里的“朝纲”是老婆在掌管？
——显然是不可能的 。 女性在家庭中的权威地位 ， 是有条件的 ， 那就是她是至高的、存活在世的、没有夫君的女人 。 简单说 ， 假如此时邓伯考死了 ， 那她的话就可以是“家庭圣旨” 。
况且最蹊跷的是 ， 这挨饿的“牢狱之灾”发生在丈夫因事外出的时间段里 ， 这分明是在保护邓元义 ， 免得他难以面对 。
无疑 ， 这是一场计谋 ， 奶奶不过是配角而已 ， 主角是邓伯考 ， 是他认为儿媳不好 ， 必须驱之而后快！
尚书仆射具体是个什么样的官 ， 海起不太清楚 ， 但从字面上推断估计是皇帝身边伺候的、有兵权的官 ， 地位肯定不低 。 如此 ， 他们家的儿媳 ， 来头也不会低贱 ， 也是出自有身份的家庭 ， 要将有“后台”的儿媳赶走 ， 怎么可能不演一场戏呢？而且这场戏演得真是太好了 ， 是以保护儿媳为名的 。
逆来顺受的儿媳这么好 ， 为什么要赶走呢？要从邓元义身上找原因 。
按理 ， 老爸在朝当大官 ， 邓元义也应该有个差事 ， 可是似乎他并没有 ， 否则的话怎么可能说回老家就回了老家 ， 拥有那样一份“不用请假”的自由 。 在邓伯考看来 ， 邓元义“胸无大志”的罪过就安在了儿媳身上 ， 她最怎么孝顺都是无用的 ， 必须“清理”出家庭队伍 。 这一点 ， 其实可以从孙子邓朗后来做了郎官的描述中 ， 体会得到他们家对当官的执着与痴迷 。 还可以从邓元义后来在街上看到前妻的那一番话得到验证 ， 他们夫妻感情是不错的 。 那一番话虽然有些许酸味 ， 但并没有污蔑的意思 。 也正是这一番话 ， 可以看到邓元义真是“不思上进”到了极点 ， 到现在还没有认识到“休妻”的正确性 ， 以及树立起“当官”的宏大志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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