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晓芳|女子开三轮带俩女儿流浪:拒他人帮助 有50个相亲对象( 七 )


母亲在镜头前保证 , 可以帮女儿养她生下的两个女儿 。
“我愿意帮她带孩子 , 谢谢政府 , 帮助一点就好了 。 ”
镜头前头戴一顶红色毛绒帽 , 揣着手略显拘束的老太 , 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 脸上浮现了一丝笑容 。
余晓芳的生活没有像报道中期许的那样发展 。 全国疫情解封后的第一天 , 余晓芳就带着两个孩子 , 离开了老家 , 朝着广州 , 她最喜欢的南粤城市 , 一路南下 。

余晓芳一家三口所到之处常有群众报警 , 警察来了她便诉说自己的困难 , 熟练地被他们登记在案 。
她自知不讲卫生 , 但所到之处还是扔满了垃圾和孩子们已经染上污垢的衣服——反正日后还会收到源源不断的赠与衣服 。 城管来了她驾车而逃 , 逃不动 , 便拿起扫帚在注视下把垃圾打扫干净 , 直至他们无奈离开 。
江西救助站站长说她是常救对象 , 广州社区志愿者评价她“一句话十有八九是夸大” 。 与这些人打交道时 , 余晓芳始终保持着求助距离——平时尽量避免与他们打照面 , 只有需要社工帮忙买回乡的火车票或者换一床过冬的棉被时 , 她才会主动扣门 , 让他们找到她 。
冬天 , 为了乞讨方便 , 余晓芳不再开着车四处走 , 而是把车停到地道桥下面 , 带着两个女儿走上街头 。 她铺一张棉被在街边 , 又盖一层在身上 , 以地为床 。 两个女孩的脸颊被冷风吹硬 , 红血丝藏在被尘泥包了浆的小脸下面 。 她们生了冻疮 。
白色塑料盒放在被子前面 , 里面零散放着几张一元、五元的钞票 , 和一张收款二维码 。 盒子下面压着一张A4纸 , 上面写着两个大字:“求助” 。
余晓芳|女子开三轮带俩女儿流浪:拒他人帮助 有50个相亲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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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方便乞讨 , 余晓芳带着孩子睡在街头
“你以后不要来找我了 , 现在我要专心赚钱 , 攒点回家的路费 。 ”余晓芳要求我减少跟访的次数 。 相处四个月之久 , 她不断向我证明自己行为的正当性 , 也感受到我对她不够信任 。
“为什么会觉得我不相信你?”我问她 。
“你觉得我在外面乞讨是错的 。 ”
2020年底 , 社工何世钧在广州火车站发现了她们母女三人 。
在他的救助生涯中 , 曾见过把婴儿从精神分裂症母亲身边送到福利院的案例 。 此刻 , 抛去职业素养 , 他倒希望余晓芳得个什么病 , 这样社工就有正当理由把孩子从她身边领走 。
“她没什么可以控制的 , 只能通过控制孩子来控制社会 。 ”
他们想过很多方案 。 比如试图寻找基金会负担帆帆就读特殊学校 , 或是劝说余晓芳将孩子送养 。 但余晓芳不断变化着流浪地点 , 短期救助无法对她进行长期跟踪 。 救助方也难以信任她——就算是基金会 , 也担心她们是个无底洞 。 况且 , 让孩子离开母亲 , 找到生父或者第二监护人 , 这一切就会好起来吗?没人敢做保证 。
最后 , 社工何世钧只能在火车站附近找一家宾馆 , 带余晓芳和孩子们进去住一晚 , 躲避即将到来的寒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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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 四岁的帆帆坐在街头(图片由社工提供)
2021年1月 , 余晓芳在街头冻感冒 , 嘟嘟得了中耳炎 , 她主动找到了附近的社工 , 被带到最近的妇幼医院住院吊水 。 医院为她们安排了靠近厕所的隔间 , 一日三餐免费供应 。
护士一遍遍把针头扎到嘟嘟黑乎乎的小脚背上 。 在街头长大的第一年 , 也是她来到世界的第一个年头 。 她变得不再像夏天那样见人就笑 , 把手伸到她眼前摇晃时 , 眼睛也不再好奇地追着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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