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会记得他们每一个人 ， 于大爷、宋大爷、吴大爷、曹大爷、唐大爷、李大爷 ， 对吧？他们叫我小杨子 。 ”杨荔钠至今仍能喊出《老头》所有拍摄对象的名字 ， “真的是每天相见 ， 泡在一起 ， 我不去的时候他们也会来我家敲门 ， 我路过的时候他们也会说 ， 小杨子 ， 快回去把摄像机拿来 。 我觉得那时候特别美妙 ， 但是你看这种美妙它就会消失 ， 只存在于过往的回忆中 。 所以说回到阿尔茨海默病 ， 我现在对他们的印象会不会随着记忆的消失就真的不存在了 ， 还是说他们存在过 ， 但是我想不起来他们 ， 到底哪个是更悲哀？”
记忆的善变狡黠同样在纪录片《我的邻居说鬼子》（2007）中出现过 。 《老头》拍到尾声 ， 杨荔钠有一天看完《辛德勒名单》 ， 她想到她的长辈们 ， 于是下楼去找他们 ， 听他们讲二战时期的经历 。 结尾一个老头在幼儿园门口对着镜头说 ， 有没有日本人来 ， 有 ， 是有 ， 但也好像没有 ， 我可记不清了 ， 你们还是去问问能记得清楚的人 。
“也是关于记忆和遗忘对吗？所以我的影片虽然命题不一样 ， 但是探讨的内容多少都有重叠 。 ”杨荔钠说 。
现在她仍在持续拍摄纪录片 ， 包括已经拍了超过20年的《野草》 ， 这部拍摄青岛孤儿院孩子的纪录片 ， 她打算拍到这些孩子结婚、有小孩之后 。
甚至每拍完一部剧情片 ， 杨荔钠都要拍一部纪录片 。 剧情片涉及资金、人员统筹 ， 是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 ， “你要创造 ， 从你的内部往外给”；而纪录片一直是个人式创作 ， 她与拍摄对象建立的情感、关系 ， 为她汲取养分 。 “大家总问我特别喜欢谁 ， 我说我喜欢中国的女性导演季丹、冯艳 ， 还有马莉 ， 她们的纪录片往往不太容易被看到 ， 但她们作品产生的意义一点都不比剧情片少 ， 这个一定要写上 。 ”
“我必须好好爱她们 ， 把她们捧在手里边”
女性是杨荔钠这些年创作的另一核心议题 。
女儿出生是杨荔钠生活和创作的分水岭 。 “可能就是一种很自然的关照 ， 你与其说是跟我生孩子有关 ， 不如说是跟我的性别有关 。 我如果不关心我们自己 ， 我关心谁？”
生育后 ， 杨荔钠开始拍纪录片《妇女主任》 ， 把镜头对准婚姻登记站、妇联、家庭中心、计划生育部门等四个和女性命运相关的社会机构 。
第一部剧情片《春梦》（2013）拍摄之前 ， 她心里就有轮廓 ， 知道自己要拍三部以女性为主角的电影 。 《春梦》的女主角是北京一个中产家庭的妻子 ， 精神生活枯燥 ， 开始梦到和一个古装的男人亲密接触 ， 梦越来越详细 。
故事到最后 ， 女人被丈夫抛弃 ， 进入寺庙 ， 精神焦虑仿佛得到缓解 。 “我通过一个女人的精神世界 ， 来折射我们现实生活的一些问题而已 。 ”杨荔钠说 。
《春潮》（2019）的主角是一对互相折磨的母女 。 以爱之名 ， 母亲纪明岚在言语和行为上打压女儿 ， 女儿郭建波则以沉默和混乱不定的情感关系来发泄和对抗 。 那时杨荔钠对角色更残忍 。
但在一次访谈中杨荔钠说 ， 进入中年 ， 许多苛刻、刻薄的东西让步 ， 她在人物身上看到美德 。 《妈妈！》是她“女性三部曲”的最后一部 ， 母女关系更柔和、体面 。 “当我面对这样两个庄重的生命 ， 我怎么能残忍地在她们身上再拳打脚踢、施加暴力？我必须好好爱她们 ， 把她们捧在手里边 ， 我看她们的目光都是温柔的 。 ”杨荔钠说 。
“我觉得通过一部院线电影能够让更多的人来看到她们也很重要 ， 因为她们就是曾经照亮过世界的像灯塔一样的一代人 。 ”她讲起蒋玉芝和冯济真的知识分子背景 ， 一家人都是大学教授 ， 这让她们的谈吐、教养不同于《春潮》里的世俗母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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