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赠言|北大社会学系本科生王恒:用责任应对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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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毕业赠言
编者按
盛夏是别离的季节 , 又一批燕园学子背上行囊 , 心怀师友的谆谆赠言奔赴世界各地 。 骊歌声起 , 不舍朝夕相处的读书岁月 , 但未来 , 必是属于各自的风帆正劲 , 扶摇直上 。 师长的教诲犹在耳畔 , 挚友的鼓励勉记于心 。 相会最后一课 , 重读智慧箴言 , 铭记职责与使命 , 不负家国重托 , 永驻北大精神 。 毕业季又至 , 一起阅读北大毕业典礼上的那些勉励与期望 , 用赠言礼赞青春 , 共祝鹏程万里 。

只有拥抱而非逃避这些属于我们的责任 , 忧虑才有可能被转化为生活的动能 。

毕业赠言|北大社会学系本科生王恒:用责任应对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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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老师、家长、同学们 , 大家好 。 我是王恒 , 很荣幸能够作为毕业生代表发言 。 我想先与同学们一起感谢为这个特别的毕业典礼默默付出的工作人员们 , 是他们克服了非常时期的重重挑战 , 让我们能够相聚于此 , 无论是坐在英杰阳光厅的我们 , 还是已在天南海北但目光依然如一的各位 。
当我们说出“非常”这个词时 , 会很快地意识到 , 自己实际上已经对许许多多的“非常”习以为常 , 但这个过程并不总是顺利的 , 它往往曲折反复 , 有时充满挣扎 。 因此 , 比起以往任何时候 , 我们更需要学习究竟如何与这个过程相伴而生的各种情绪相处 。 今天 , 我想花一点时间来回顾本科四年的一些心得 , 作为个体经验的它将同样是“非常”的 , 但我依然希望并相信 , 这些非常的只言片语能够开启一些对话、激起一些共鸣 , 让即将离开燕园和社会学系的我们更好地与这个非常的世界相遇 。
我想先从本科四年在社会学系的理论学习谈起 。 我相信几乎所有同学都曾被问这样一个至今仍有可能让我们抓狂的问题:社会学到底是什么?一开始 , 我总是试图用含有“社会”的词组去解释它 , 但很快我发现这只是给自己和提问者徒增烦恼 , 与其绞尽脑汁地去为“社会学是什么”寻找定义 , 不如问“社会学不是什么” , 在这之后 , 我们养成了反问的习惯:“为什么社会学不能是什么?”理论学习让我逐渐放弃了对确凿的执迷 , 因为社会理论家们为我们提供了那么多样的见解 , 去理解我们的周遭与远方、此在与别处、历史与未来 , 直到确定的答案不再被需要 。 但理论学习带给我们的不只是用何种方式去理解我们身处的世界 , 而且是如何发现“我”的存在、质询“我”的过去、探索“我”的可能 。 对于贝尔·胡克斯来说 , 理论是一种疗愈实践的形式 , 它为某些人提供了来之不易的机会 , 去弄明白自己的生活究竟发生了什么——是什么让我们走到了这里?“我”还好吗?“我们”的未来在哪里?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正在迅速地发生变化 , 上面这些问题被反复提出 , 无论是他者向我们 , 还是我们向自身 。 内卷与躺平 , 正能量与丧文化 , “润学”与它遭到的嘲讽 , 当这些抽象的冲突成为我们的日常 , 理论似乎越来越被需要 , 以避免自己陷于词穷的尴尬和失语的窘迫 , 我们曾一度对“用理论武装自己”的箴言抱有了足够的自信与乐观 。
而田野教会我们的 , 正是这种尴尬和窘迫并不会随着理论学习而消失 , 当我们坐在活生生的人的面前 , 或与Ta连麦对谈时 , 我们意识到语言的局限性 , 更准确来说是“我”的局限性 。 我仍清楚地记得 , 在第一次进入田野时 , 在已经落成的垃圾焚烧厂山脚的村落 , 我和队友试图与田边正在劳作的一位妇女交谈 , 在几句应付式的回答之后 , 她不耐烦地站起来说:“现在 , 问这些还有什么用呢?”我们僵硬地站在原地 , 不知该如何回答 。 在这之后的每次田野 , 我几乎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 , 而每一次被询问这个问题后的短暂失语 , 都提醒我作为田野工作者的局限 。 这种局限有时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写照:理想主义很快被残酷的现实浇灭 , 雄心壮志被无力感取代 , 昨日的梦想难以转变成明日的希望 。 忧虑在这个时刻诞生了 , 它来自一种我想做点什么但既不知道该怎么做又发现自己做不了什么的感觉 。 无论是在某个特定的时间 , 或对于许多人来说在很长一段时期内 , 忧虑成了我们的集体记忆 , 它总是在那些日常的互动、对空的言说甚至不经意的眼神中得到更多应验 。 对我来说 , 这是田野带给我的最珍贵的礼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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