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基声 艾滋病患者自述——让我们拥抱爱( 二 )


如果不是这一次的确诊 , 来自赣州农村、初中未毕业的刘九龙 , 在2007年的计划是 , 去东莞工厂一边打工 , 一边学打版和设计 。 拿到确诊报告后 , 他一切都没了心思 。 “就像一个行尸走肉一样 。 ”当时他只从医生那里知道 , HIV病毒有潜伏期 , 潜伏期之后才是发病期 , 却没有得到过任何关于治疗的专业信息 。
他按照原来的计划 , 从赣州老家去了东莞工厂打工 , 后来又回到家乡养病 。 他没有告诉自己的妈妈真实的病情 , 只说得了性病 , 不能结婚 。 在村里 , 他也没有任何途径可以获得有关艾滋病治疗的信息 , 有的只是对父母和家庭的愧疚 , 独守秘密的孤独和绝望 。 “看到一些关于亲情的电视情节就特别难过 , 每天都哭 。 晚上看到有灯光亮的地方 , 我都要躲着它 , 觉得很刺眼 , 就想把自己藏起来 。 ”
确诊阳性 , 像一场冻雨把刘九龙那一段的生活浇蔫了 。 刚到北京没多久 , 他在一个公司里找到一份工作 , 后来因为要检查、请假等原因 , 对同事透露了自己是HIV病毒携带者 。 一下子全公司十几个同事都知道了 , 大家恐惧得没有一个人敢来上班 , 生怕和他接触了也会传染 。 公司老板自己是一个乙肝病毒携带者 , 他清楚地知道艾滋病毒的传播途径就和乙肝病毒一样 , 日常接触不会传染 , 却还是迫于十几个员工的压力 , 辞退了刘九龙 。 那是刘九龙第一次因为HIV携带者的身份 , 遭受到了社会的歧视 。 这样的事情之后在另一个公司同样发生 。 从那以后 , 他在找工作时再也不敢透露自己的身份 。
他也不敢回家 , 还嘱咐知情的姐姐和姐夫一起瞒着父母 。 在他的内心深处 , 艾滋病这三个字会带来的恐惧 , 甚至可能冲击到亲情和友情 。 后来 , 在北京佑安医院最早接收治疗艾滋病人的老医生徐莲芝妈妈的鼓励下 , 刘九龙第一次从北京回到家乡 , 对妈妈坦白了自己的病情 , 也得到了家人的接纳和支持 。 妈妈对他说 , 家门永远为他敞开 。
就这样他在北京留了下来 , 一边工作、定期检查 , 一边参与同志健康教育的公益活动 , 一点点认识艾滋病 , 了解治疗的信息 。 这时的他才慢慢知道 , 原来有许多人在做着艾滋病防治宣传、病毒携带者服务的工作 。 他慢慢从自己的生活里走出来 , 逐渐走进了一个群体中 , 成为一个服务社群的志愿者 。 2008年 , 在一次央视对HIV携带者的采访中 , 刘九龙在镜头前用一棵盆栽遮挡了自己的面目 。 “我在当时需要这样的一种‘保护’ , 可是我心里想着 , 三年 , 五年 , 十年 , 也许有一天我可以不用任何东西来遮挡 , 以真实的面目来面对社会 。 ”



HIV试纸 , 分为唾液试纸和血液试纸
Conclusion
为多样性喝彩、为零歧视发声


我们要对抗的是艾滋病病毒 ,
而不是患艾滋病的病人 。
在社会中 , 部分艾滋病感染者经受着多重的社会歧视和压力 。 他们也想积极地生活在阳光下 , 但部分同志对于艾滋病的认识还停留在恐惧的状态 , 随之而生的自然是偏见和歧视 。 随着科研的进步和有效的治疗 , 艾滋病已经逐步成为像糖尿病一样的慢性疾病 , 它是可防可治的 , 并没有想象得那样可怕 。 经过有效治疗的艾滋病人可以像健康人一样生活、工作、学习 。
当患有艾滋病的人上学时 , 全校大部分的家长和师生都在反对 。 他们不想让一个患有艾滋病的人和他们一起生活 , 一起上下学 , 没有人愿意和他们做朋友 , 没有人愿意接近他们 , 没有人能站在艾滋病患者的角度来想想 , 他们这时是最需要关爱和支持的 。 而此时 , 却没有人站出来为他们解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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