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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虫创意
第二种误读是强行将抑郁症患者的不幸同生活环境、工作环境挂钩 。 孙仲旭去世时 ， 曾有论者暗示这与他作为“兼职翻译的艰辛与不成比例的收入回报”有关 。
张进也承认译者生存状态艰辛这个事实 ， 但他反对将此与孙仲旭之死勾连 ， 认为这是典型的借题发挥 ， 借他人之酒杯 ， 浇心中之块垒 ， “事实上 ， 在一个短时间内 ， 仅仅个别诱因 ， 不可能触发抑郁症” 。
在浅墨身故一事上 ， 同样出现了类似的强行解读 ， 没有根据地将抑郁与绩效和工作进度拉上关系 。 一位接触过浅墨的媒体从业者在知乎上发文称：这些都是没有来由的猜测 ， “过于耸人听闻了” 。
显然 ， 这又是一种“借他人之酒杯 ， 浇心中之块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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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可以说：随意将抑郁症同社会环境和工作环境做关联是反科学精神的 。
玛丽·简·塔基和简·斯科特在《牛津通识读本：抑郁症》一书认为：“没有任何年龄、性别或社会群体可以对抑郁症免疫 ， 即便我们已经在使用严格的标准来定义临床抑郁症 ， 它仍然是一种极为常见的人类体验” 。
在抑郁症无远弗届的侵略性面前 ， 各个人群都概莫能外 ， 这和你在哪个行业工作没有本质性联系 。
当然 ， 过大的工作压力有可能诱发很多疾病 。 但适量的工作对抑郁症甚至是一个正面因素 。
《牛津通识读本：抑郁症》指出：“研究表明 ， 对很多人而言 ， 就业对抑郁症的发展可能具有保护作用 ， 而失业或社会经济剥夺等应激因素可能会增加个体罹患抑郁症的概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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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剧《丈夫得了抑郁症》剧照
简单说就是 ， 不工作 ， 而不是工作 ， 才是导致抑郁症发生或恶化的原因之一 。
如果要将工作与抑郁症做一个进一步的科学关联的话 ， 抵抗污名化很可能是答案之一 。
抑郁症患者的痛苦不仅源于疾病本身 ， 也源于社会对抑郁症的误解和偏见 。
按照玛丽·简·塔基和简·斯科特这两位英国专家的说法：“抑郁的个体在工作中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紧张局面和困难 ， 尤其是他们的同事可能无法理解他们工作效率低下是因为健康状况不佳 ， 而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尽职尽责’” 。
这还可能带来恶性循环 ， 因为患者有可能无法保住目前的工作 ， 这会进一步损害他们的自信和自尊 。 “这不仅会减少他们找到新工作的机会 ， 还会成为他们生活中更进一步的压力因素 ， 增加抑郁持续或复发的概率 。 ”
更让人唏嘘的是 ， 很多抑郁症患者自己对抑郁症也存在着偏见 ， 他们因此产生深深的自责和内疚 ， 以及强烈的病耻感 ， 从而加重了病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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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留言
病耻感令抑郁症患者在工作和生活中往往也不愿意主动寻求帮助 ， 不愿意将病情和感受告诉别人或就医 。 也因此 ， 我国目前仅有20%左右的抑郁症患者能得到及时的诊断和治疗 。
对此 ， 张进在《渡过：抑郁症治愈笔记》一书中也表示：“由于社会舆论对患者的蔑视 ， 甚至患者本人也自我轻视 ， 他会下意识地掩盖病情 ， 用最大的意志力维持日常生活 ， 不愿意放弃‘尊严’ ， 不愿意对人倾诉 ， 从而进入恶性循环 。 ”
因此 ， 我们与其去对浅墨的工作环境和身故原因作无端揣测 ， 不如更多的关注如何创造一种对抑郁症患者更加“友好”的环境 ， 鼓励他们在需要时大胆寻求帮助 ， 而不是压抑自己的真实感受、隐瞒自己的病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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