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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结婚难”到“不想结”——从数据上看“城市剩女”是如何产生的

从春节到情人节 ， 又是一个“催婚”的高峰期 。
在90后已经成为婚恋市场主力军的同时 ， 前不久国家统计局公开的最新数据显示 ， 90后几乎是婚育数据最差的一代：2021净增长人口48万 ， 新出生人口1062万 ， 出生率为7.52‰ ， 较十年前人口出生率下降了近一半 。
婚育难问题一直是热点 ， 不同于农村“剩男” ， 城市的婚恋困难户是名称就带有歧视色彩的“剩女”群体——传统观念中在该婚育的年纪没有进入婚姻的女性 。
“剩女”话题曾于2013年之后流行于网络 ， 现在虽然热度不再 ， 但查看近十年百度搜索指数 ， 能看到这个话题的地域分布特点十分明显 ， 北上广这些特大型城市保有对这一话题最高的讨论度 。
从“结婚难”到“不想结”——从数据上看“城市剩女”是如何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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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 ， 这个关于“剩女”的都市传说是否有人口统计依据呢？
传统认知里 ， 中国社会男性数量是超出女性数量许多的 ， 近些年人口数据也显示 ， 我国男女比例在105左右（女=100 ， 下同） 。 从各省份性别比上来看是这样 ， 即使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也不例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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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 如果仔细甄别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 ， 会发现大城市的性别比已经发生扭转 。 包括北上广深在内的全国多个城市 ， 女性数量都超过了男性 。
以上海户籍人口为例 ， 2009年 ， 上海户籍人口中女性首次多于男性 。 而最新数据显示 ， 2019年上海户籍性别比为97.9 。 而且在全国范围内 ， 人才流动越快的城市 ， 男女性别比下降得越快 ， 以深圳为例 ， 2010年性别比为113.1 ， 十年之后就掉到了9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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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人口性别比的下降 ， 可以理解为 ， 女性比男性更愿意选择从农村或更小的城市迁入大城市 。
首先 ， 在城市里 ， 女性能获得更高、更平等的薪资 。 《2021年中国职场性别差异报告》显示 ， 目前我国男女职员薪资差异在32%左右 ， 女性薪资劣势还是很大 ， 但在一些行业 ， 例如互联网和IT行业中 ， 女性的薪资劣势为16%左右 ， 仅为整体薪资差距的一半 ， 而在金融行业 ， 两性的薪酬差距水平较前一年缩小了3% ， 成为薪酬差距缩减最大的行业 。 而这些行业都只在大城市中存在 。
另外 ， 整个社会的男女平等意识也在进步 。 尤其是“独生子女”政策 ， 让中国“80后”、“90后”女性获得了家庭的全力支持 ， 短期内经济负担少了许多 ， 女性有了更多机会在学业、事业上与男性同场竞技 。
而相对于常住人口 ， 户籍人口代表长期居住的可能 ， 婚嫁也大部分发生在所在城市 。 长期来看 ， 城市户籍女性增多 ， 势必造成“大城市缺男人、小地方缺女人”的地域性性别失衡 ， “剩女”概念确实有人口学依据 。
当然 ， 城市“剩女”的出现 ， 除了因为女性人口的过剩 ， 更主要原因还是近年来城市女性的择偶空间在某种程度上被压缩 ， 导致结婚难 。
自古择婿需谨慎 ， 传统婚姻观强调对男性经济实力的考察 。 有关调查显示 ， 男性和女性在婚姻中被期望承担的支出并不相同 。 总体来说 ， 男性承担的经济压力要更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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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男性较高的经济要求 ， 导致目前婚恋市场主导的择偶观念仍是“男低娶 ， 女高嫁” 。 尤其在大城市 ， 生活成本、婚姻成本都较高的情况下 ， 女性多希望找到经济实力不弱于自己的伴侣 ， 以缓解经济压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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