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谁在操纵女性的审美？( 二 )
小小的非暴力抗议 ， 她们却为此付出了难以想象的代价 。
裴殷贞也参与了这项运动 ， 她在镜头前将妆容全部卸掉 ， 摘掉假睫毛和美瞳 ， 换成厚厚的全框眼镜 。
她痛诉：“束身衣越来越紧 。 我们不得不在每次出门前 ， 花费一两个小时化妆 。 忍受眼睛的酸涩 ， 嘴唇的干裂 ， 更不要说他人的评判带来的自卑和煎熬 。 ”
结果 ， 她收到大量不堪入目的谩骂 ， 乃至于这样的警告：“我要找到你 ， 然后杀了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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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死亡威胁面前 ， 裴丽娜此前的所有心理准备瞬间溃堤 ， 她关掉了评论 ， 躲在家里 。
在中国这边情况截然不同 。
台北市长柯文哲有一次当众表示“美学不仅是一种坚持 ， 也是一种责任” ， 日本女孩子都会打扮化妆较美 ， 台湾却有女性同胞 “直接上街吓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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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被认为言论不妥 ， 台湾社会一片谩骂 ， 当被追问到是否会为不妥言论道歉时 ， 柯文哲并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
“这个要怎么道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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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16届台湾同志游行（Taiwan LGBT Pride）的现场 ， 人群中有人举着巨大的橘色标语牌 ， 上面的文字格外引人注目 。
她们向柯文哲喊话：“柯市长~我出来吓人了！老娘化不化妆都超正 ， 照照镜子 ， 关你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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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不同国家会出现这样的区别？
有一个很流行的说法 ， 说“化妆是为了取悦自己” 。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在文艺复兴时期 ， 口红虽然在民众中风行 ， 但教会视其为禁忌品 ， 一些保守主义者公开声称化妆是不得体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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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士们反对口红 ， 英格兰教士的态度又更为激烈 ， 他们甚至将涂着口红的女性称为“撒旦的化身” ， 认为人工装饰的面容是挑战上帝的权威 。
到18世纪 ， 对口红的歧视达到了巅峰 ， 当时英国国会通过法律来裁定那些依靠口红、香水等化妆品来诱骗男人结婚的女性要受到惩处 。
20世纪初 ， 随着资本化大生产的展开 ， 消费社会日渐成型 ， 口红才成为女性的日常生活用品 ， 不再是所谓“坏女人”用来捕获男人的工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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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纽约大游行 ，涂着口红上街争取政治权利的女性）
经济困难时期 ， 口红可以给女性带来一些精神慰藉 ， 于是更加畅销 ， 这就是“口红效应” 。
辗转到六七十年代 ， 女性平权运动的浪潮席卷世界 ， 女性主义者开始对涂口红、化妆提出质疑 。
他们认为化妆是父权制对女性的一种压迫 ， 是女性被物化的一种表现 ， 类似于以前的束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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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没过多久 ， 到八九十年代 ， 形势又开始发生变化 ， 第三波女性主义者表示要接纳女性气质 ， 女性可以通过化妆、穿性感衣服等各种方式 ， 从心理上、社会上和政治上为自己争取权利 。
而化妆也不是男性压迫女性的工具 ， 喜欢化妆、涂口红的女性也不是受害者 ， 是出于自由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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