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安·希黛儿谈《花神的女儿》:女性与植物学的探究之旅( 三 )


|专访︱安·希黛儿谈《花神的女儿》:女性与植物学的探究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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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斯谟达尔文的《植物园》扉页插图
后来 , 我对另一个话题产生了兴趣 , 那就是在19世纪殖民主义和帝国背景中 , 北美加拿大殖民地的女性如何参与到植物学?我和一位加拿大植物学家合作 , 一起发表了一篇论文 , 探讨19世纪20、30年代四位女性植物学家 , 她们在旅居加拿大殖民地期间 , 与“植物学朋友们”一起采集植物 , 学习植物学(Ann Shteir and Jacques Cayouette, “Collecting with ‘botanical friends’: Four Women in Colonial Quebec and Newfoundland”, Scientia Canadensis: Canadia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2019, 41(1): 1-30) 。 我们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当时的信件来重构她们的历史 , 我很希望通过这个研究更深入了解关于19世纪加拿大殖民地女性与植物学的历史 。 为了激发更多学者参与到该主题的研究中 , 我在2017年组织了关于此话题的一个国际工作坊 , 名字叫“19世纪加拿大的女性、男性与植物:新资源和新视角”(Women, Men, and Plants in 19th-century Canada: New Resources, New Perspectives) 。 这次工作坊的论文汇集成论文集《花神的田野工作者:19世纪加拿大的女性与植物》 , 在这次采访之前我已经完成了编辑工作 , 预计此文集将在明年出版 。 这部文集的主要内容是 , 在19世纪植物学逐渐成为加拿大一门科学学科期间 , 女性以丰富多彩的方式积极地参与到植物学中 , 如采集、绘图、教学、写作等 。 对女性与植物学的研究让我不断去思考应该如何书写植物学史 , 而编撰这部文集让我发现 , 加拿大植物学田野工作的历史可以提供更广泛和包容的视野 。
姜虹:我发现《花神的女儿》中有些女性的故事相对简短 , 如亨丽埃塔·莫里亚蒂、哈丽雅特·博福特和帕金斯夫人 , 是不是因为这些人物更边缘化 , 难以重构她们的故事?关于每位人物所能获取的材料是否决定了您写作时的选择 , 如是否纳入书中 , 以及篇幅长短的分配等?能否分享一下您收集研究材料的故事?除了文本 , 还有哪些重要的材料比较重要?
希黛儿:这本书耗费了十余年 , 我主要是在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的多个图书馆、档案馆从事这项研究 。 在此之前 , 没有学者将书中大部分女性的信息及其作品汇集起来 , 也没有什么相关的背景材料 。 当时电子资源也没有发展起来 , 对每位人物分配的篇幅长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能找到的材料 。 对女性和女性史研究感兴趣的学者都应该充分意识到 , 我们想找的材料常常因为种种原因无法获取:她们可能根本就没有留下什么作品 , 她们的作品可能因为“无关紧要”没有被留存下来 , 历史学家可能会觉得她们的故事没有什么研究价值 , 等等 。 例如 , 书中那位制作蜡花的爱玛·皮奇 , 她也培训别人做蜡花 , 还编写了一本DIY手册 。 我在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做研究时 , 无意中发现了馆藏目录记录了一套19世纪40年代蜡花制作工具 , 然后征得博物馆准许 , 前往库房深处 , 打开了尘封已久的木箱 。 木箱里不仅有工具 , 还有当年制作的花瓣、花梗样品 。 那一刻 , 历史突然栩栩如生地呈现在眼前 , 博物馆馆长见到此情景 , 也跟我一样兴奋不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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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玛·皮奇的《皇家蜡花制作手册》扉页插图
姜虹:女性是如何与自然、植物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关联对植物学文化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并导致了植物学的女性化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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