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安·希黛儿谈《花神的女儿》:女性与植物学的探究之旅( 四 )


希黛儿:在西方欧洲文化中的历史中存在一种关于性别的二元划分 , 将女性与“自然”和身体联系在一起 , 男性与“文化”和思想联系在一起 。 花神弗洛拉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的自然崇拜 , 以及女性与繁殖、植物、春天、丰饶、复苏等概念的联想 。 关于女性与自然的这些联想预设了对女性的“天然”属性——该做什么 , 该成为什么样的人 , 这些预设还演变成了性别化的社会规范 , 规约着男性的阳刚之气和女性的阴柔之美 。 将女性与自然、植物联系在一起可能出于女性的力量和权力考虑 , 但在18、19世纪的英国乃至整个欧洲 , 这种联想更具有传统意味 , 更多是考虑女性和植物一样美丽而优雅 。 欧洲启蒙思想提倡将博物学和一些新兴科学纳入教育体系 , 女性与植物的文化联系为她们参与基础性的入门植物学活动铺平了道路 。 自18世纪60年代起 , 植物学深受小女孩、成年女性和母亲们的欢迎 , 植物学家林奈的植物学著作被改写成浅显易懂的普及读物 , 教业余读者鉴别和分类植物 。 然而 , 深受女性欢迎的植物学到19世纪20年代时候却开始被质疑 , 认为不适合男孩子学习 , 因为他们不想去学姐妹们学的东西 , 19世纪早期的一些文本材料里对这一点有非常详细的论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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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安·希黛儿谈《花神的女儿》:女性与植物学的探究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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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着林奈半身像的埃斯科拉庇俄斯、弗洛拉、赛瑞斯和丘比特
姜虹:您在书中专门讨论了植物学家约翰·林德利 , 他是主张植物学去女性化的职业植物学家代表 。 为何会出现这样的趋势?
希黛儿:女性与植物学的历史也是一部性别与科学的历史 。 女性与植物的关联塑造了她们进入植物学的方式 , 也影响了19世纪英国及其大学、研究机构中植物学如何发展成为一门学科 , 这就是本书中约翰·林德利所处的历史背景 。 在他看来 , 19世纪30年代 , 植物学作为“一门职业 , 体现了人类严谨的思想” , 需要与休闲、大众、观赏性的植物学活动相区别 , 而后者恰恰被认为是女性的植物学实践方式 。 他力图为植物学学生创立一套“现代化”的课程 , 培养他所认同的职业植物学家 。 “科学的阳刚之气”成为科学史领域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 例如《俄赛里斯》(Osiris)这本科学史杂志在2015年第一期的专题就是这个 。 我希望其他学者能够在这个领域有更深入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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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林德利肖像 , 1848年
姜虹:我曾经问过您是否认为自己是一位女性主义者 , 您当时毫不犹豫地说“是” 。 您对女性和植物学的研究是否影响您成为一位女性主义者?这项研究对您的学术生涯或个人生活有什么重要的意义?或者说它对您本人或您的生活产生了什么其他影响?
希黛儿:事实上 , 是我的女性主义观念和作为一位女性主义研究学者将我引向了女性与植物学的研究 , 而不是反过来 。 我在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中进入知识界 , 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的核心是探寻历史中的女性 , 将女性置于故事的中心 , 为女性及其故事发声 。 我曾考虑过为18世纪男性作家伊拉斯谟·达尔文(Erasmus Dawin)写一部知识分子传记 , 因为他在作品中将文学和植物学结合在一起 。 但经过深思熟虑后 , 我还是觉得应该充分发挥我在女性和女性史研究上所受过的学术训练 。 历史不仅对重构过去的知识非常重要 , 也影响着将来的实践活动 。 这样的信念塑造了我作为大学教授的研究工作和职业生涯 , 我也很幸运地参与了约克大学女性研究中心的创立 , 成为创立之初硕士和博士研究生部的主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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