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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晔：“可见”，是社会身份建构的第一步｜女性学者访谈( 二 )


陆晔在北疆 。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 （摄影/张扬）
平日生活在上海的陆晔 ， 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教授 。 她的名字 ， 对新闻学界之外的人可能显得陌生——她鲜少接受采访 ， 即使这次采访 ， 她坦言自己在答应之后也曾后悔连连 ， 觉得学者以学术作品说话 ， 不必走到台前；但新闻学专业的学子 ， 少有没读过她的论文、没用过她编的教材的 。
2002年 ， 陆晔与潘忠党教授合作发表《成名的想象：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 ， 将关注点放在新闻专业主义话语体系的建构和新闻从业者的自我认同 ， 即对“成名的想象”上 。 这篇论文发表之后 ， 引发了业内广泛的讨论 ， 尽管赞美者有之、批评者亦有之 ， 但在新闻专业主义相关文献中 ， 这篇论文的累计引用量至今仍是最高的 。
此后 ， 随着互联网社交平台的兴起 ， 新闻生产不再像过去由机构媒体把控 ， 陆晔又发表了“液态新闻业”等相关研究 ， 探索传播方式和传播主体的改变对新闻业的影响 。 而现在 ， 城市影像 ， 尤其是短视频传播成为了陆晔的研究重点 。 在她看来 ， 短视频使得大量普通人在社会生活中变得“可见” ， 进而得以与公共生活建立联结、改变命运 。
对于这种“研究转向” ， 陆晔却自认从未改变最初的学术志趣：自1994年博士毕业之后 ， 她就将“媒介社会学”作为自己的学术研究方向 ， 无论是最初研究新闻编辑部 ， 还是之后研究“液态新闻业”、现在研究短视频传播 ， 都处于“媒介社会学”范畴之中 。 所谓“转向” ， 只是她的研究对象发生了变化 ， 而研究对象的变化 ， 不是她本人的学术志趣有所转变 ， 而是她所关注的新闻行业处于剧变之中 。
尽管自嘲“我这种知识分子总是缺乏行动力 ， 想得太多 ， 做得太少” ， 陆晔在学术研究内外 ， 却一直处于行动之中 。 她强调实证研究 ， 大部分课题都建立在大量田野调查的基础之上 。 在采访中针对一些新的传播现象 ， 她总是谨慎地回答 ， “没有经过实证 ， 我不敢妄下结论” 。
陆晔曾几次前往贵州海嘎小学 ， 探望一群因一条短视频而走红的玩摇滚的女孩们 。 她目睹了女孩们在摇滚乐中获得的快乐与自信 ， 持续关注着女孩们从小学升入初中 ， 并期待着她们走向更大的世界、改变被轻看的命运 。 她说：“至少这些女孩可以读到高中毕业 ， 至少这些玩过电吉他、打过鼓、玩摇滚的女孩 ， 不会像自己的妈妈一样被家暴 。 ”
对于这群女孩的特别关注 ， 既是出于学术研究的需要 ， 也与陆晔的生命体验和公共关怀一脉相承 。 尽管不是专门从事性别研究的学者 ， 陆晔在日常生活、学术田野中总是本能地关注着女性个体的命运 。 当意识到一些曾经遭受不公对待的女性因为新的媒介传播方式而被看见、被关注 ， 脱离肉身、甚或摆脱性别差异 ， 这种感动便成了陆晔进一步研究的动力 。 以下是新京报采访人员对陆晔的专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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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看见”被影像改变的命运
新京报：你在2018年主编出版了《影像都市：视觉、空间与日常生活》一书 ， 这本书关注到了影像都市、户外大屏幕、真人秀和秀恩爱等几个当时新兴的传播学话题 。 你为什么会选择影像传播和城市影像作为研究对象？
陆晔：《影像都市》不是我自认为重要的学术著作 ， 它是一个过渡时期的产物 。 它的价值在于其中有几项比较重要的观察 ， 尽管在理论部分我特别不满意 。
首先是关于上海世博会的研究 。 过去博览会多以实物作为最重要的展品 ， 但是上海世博会在世博会历史上第一次影像展品数量超过了实物 。 当时所有需要排队的展馆都是主打3D、球幕、沉浸式影像的展厅 。 这就带来了一种新的情况：过去我们对外部世界的理解 ， 除了旅行和阅读 ， 最主要的方式就是去博物馆观看实物 ， 当这么多人从全国各地涌来 ， 我以为最宝贵的收藏当然是非洲远古的木雕 ， 但游客们却说 ， 我不想看那块木头 ， 我想看3D、4D的片子 ， 这更直观 。 影像的过人之处在此初见端倪 ， 而现在人们已经在讨论虚拟旅行这个概念 。 影像成为了社会重要的表达方式 ， 这项研究对我个人的重要意义在于 ， 我们开始看到了一些新的东西 ， 原来的新闻编辑部研究覆盖不了的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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