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的获奖者,“和解”是她的关键词,但唯有深渊中的人才有权“和解” | 姜林静( 二 )
萨克斯的“精神弟兄”保罗·策兰(PaulCelan)称自己“从两盏杯中饮酒” , 他显然得到了犹太与德意志两条水源的共同哺育 。 萨克斯的诗也充满了这种“双重性” , 甚至比策兰更具撕裂的张力 。 她让断念与重建、宽恕与徒劳同时展现抗衡之力 。 她的诗中不仅流淌着德语文学中哀歌兼颂歌的基调 , 还兼具北欧诗歌那简洁有力的线条 。 此外 , 个人经历与民族命运成为她诗歌的两翼 , 虽然个人经历了劫后余生 , 她却几乎从未视自己为“幸存者” , 因为肉体虽然得救 , 灵魂却长久地挣扎在死的边缘:
我们获救者 ,
为我们脖颈而备的绳索仍旧拧着
悬挂在眼前的蓝天中——
沙漏中也仍旧装着我们滴下的血 。
我们获救者 ,
恐惧的蠕虫仍旧在吞吃着我们 。
我们的星球已埋葬在尘土里 。
(《获救者合唱曲》)
她越来越让自己成为一个容器 , 让犹太民族沉默的受难者通过她发出声音 。 萨克斯仿佛一个在战场上收集亡者细碎痕迹的天使 , 只是让自己成为以色列民族的传声筒 , 让自己为众无名者建立墓碑 , 让“我”完全献身于“我们”的奥秘 。 然而 , 破除自我的过程恰恰促成了伟大诗性的诞生:“我对这些哀歌什么也没做 , 我只是将它们写下来 , 好像黑夜将它们递给了我 。 ”于是就有了《在死亡的居所》(IndenWohnungendesTodes)和《星辰暗淡》(Sternverdunkelung)这两本诗集 。
1949年 , 流亡美国的阿多诺(TheodorAdorno)做出了振聋发聩的著名论断——“奥斯维辛之后 , 写诗是野蛮的” 。 虽然他后来想撤回这一说法 , 却已无法阻止这句话成为一种标志 。 海因里希·伯尔(HeinrichB?ll)在法兰克福讲座中不无嘲讽地说 , 这句话可以改写为:“奥斯维辛之后 , 人们不再可以呼吸、吃喝、相爱、阅读 。 ”阿多诺的话成了必须被驳倒的标志 。 奥斯维辛不会成为历史 , 人们却必须重新呼吸 , 重新相爱 , 重新阅读和写作 。 对萨克斯和策兰这些犹太诗人而言 , 根本不存在“自奥斯维辛之后”(nachAuschwitz) , 只有“自奥斯维辛以来”(seitAuschwitz) 。 萨克斯在一封给策兰的信中写道:“我必须追寻这条内心的道路 , 它把我从‘此刻’带回到那些无人倾听他们痛苦的我的同胞身边 , 从痛苦中求索 。 ”痛苦是必然的 , 奥斯维辛的“灰烟”和“尘土”就是永恒的当下 , “自奥斯维辛以来”的诗无法回避集中营与焚尸炉 。 但如果众人皆陷入失语的泥潭 , 诗人就更必须用“言”在黑夜划出一道伤口 , 让黎明从这里刺破天空 。
1965年获德国书业和平奖时 , 德国媒体称萨克斯的文字和解了德意志与犹太之间的矛盾 。 这一评论或许会导致有些人对萨克斯产生误解甚至厌恶 , 因为当时仍有不少人认为 , 在“奥斯维辛之后”谈论和解是轻率的 。 “和解”的确是萨克斯的关键词 , 但唯有深渊中的人才有权“和解” , 况且她所说的“和解”是指向未来的 。 当她说“把复仇的武器放到耕地上/让它们变轻——因为在地球的怀里/铁与谷是兄妹” , 她所说的难道是两个民族关系的正常化吗?在组诗《午夜过后的合唱曲》(DieCh?renachderMitternacht)中 , 一切都在控诉在哀叹 , 被杀者、获救者、流亡者、未生者 , 甚至树、云、石头、星辰 。 然而唯有“眼泪意味着永恒” 。 流泪就是一种选择 , 选择哀悼而不是复仇 , 选择相爱而不是仇恨 , 选择发问和对话而不是审判和独断 , 选择相信恶终究会自我毁灭 , 相信晦暗的沉重里有和解的力量涌出 。
1970年4月 , 策兰在巴黎从米拉波桥上跳入塞纳河 。 当策兰的身体沉入冰冷的河底时 , 萨克斯已躺在斯德哥尔摩的医院里濒临死亡 。 从某种意义上说 , 作为个体的他们没能从梦魇中走出来 。 5月 , 在策兰葬礼同一天 , 萨克斯也迎来了肉身的终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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