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的获奖者，“和解”是她的关键词，但唯有深渊中的人才有权“和解” | 姜林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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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 ， 瑞典籍犹太女诗人奈莉·萨克斯（NellySachs）从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六世手中接过诺贝尔文学奖 。 75岁的她依旧有着少女梦幻般的双眸 ， 安静苍白的脸上挂着微笑 ， 很难想象 ， 人性和诗性的巨大力量会从这样纤弱娇小的身躯里涌出 。 死生的重量 ， 随蝴蝶振翅 ， 沉落至玫瑰 。
虽然文学在她生命中一直举足轻重 ， 但真正的创作 ， 却始于年近半百时的流亡 。 1940年5月16日 ， 萨克斯带着体弱多病的母亲 ， 乘坐离开纳粹德国的几乎最后一班客机 ， 从柏林逃亡至瑞典 。 此前 ， 她们已在盖世太保眼皮底下胆战心惊地生活了七年 ， 并刚刚收到了遣送集中营的召集令 。 极度恐慌中 ， 德国挚友为她们申请的瑞典签证也奇迹般地到了她们手中 。 她就这样与死神擦肩而过：
恹恹的蝴蝶很快又见到海——这块石刻着蝇头楷碑文
交至我手中——（《在逃亡里》）
以色列民族在无路可退时奇迹般地跨过红海 ， 萨克斯与年迈的母亲则在绝望无助的最后关头飞越波罗的海 。 在亲历“逃亡与救恩”的过程中 ， 象征着犹太教神启的那块石板 ， 似乎终于在以色列民族代代相传的宿命中被交至女诗人手中 。
然而 ， 逃离死亡的追捕并不直接意味着生命的开端 ， 举目无亲的母女到达斯德哥尔摩时 ， 唯一的财产只有提箱里的私人物品和少量帝国马克 。 茕茕孑立的最初十年是异常艰难的：“贫穷 ， 疾病 ， 彻底的绝望！我至今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怎样幸存下来的 。 ”出生于犹太富商家庭的诗人 ， 与母亲一起蜗居在斯德哥尔摩的出租公寓里 。 为了照顾病重的母亲 ， 萨克斯无法外出就职 ， 除了做洗衣女工 ， 就只能在家翻译瑞典语诗歌 。 她蜷缩在厨房角落一张破旧不堪的桌子上 ， 在那里吃饭、睡觉、翻译、写作 ， 手稿散落在橱柜里 。
1950年 ， 相依为命的母亲在经历长久的病痛后去世 。 在长达六十年的时间中 ， 萨克斯几乎没有一天离开她的母亲 ， 这种零距离的共生关系也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爱的枷锁 。 “我的母亲死了 。 我的幸福 ， 我的故乡 ， 我的一切 。 ”这早已不是诗人第一次经历离别 ， 但母亲死后 ， 极度依恋家庭、渴望联结的萨克斯彻底孑然一身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 独自面对恐惧与胁迫：
哦 ， 我的母亲 ，
我们住在一颗孤星上——
最终悲叹出遇死者的叹息——
多少次你脚下的沙消失
留你孤身一人——
……
哦 ， 我的归乡人 ，
奥秘随遗忘愈合——
可我听见新的奥秘
在你满溢的爱里！（《哦 ， 我的母亲》）
直至花甲之年 ， 国际声誉才纷至沓来 。 大世界涌进了小厨房 ， 但即使她的名字逐渐进入公众视野 ， 她却始终与成功保持着距离 ， 甚至不愿将自己标榜为诗人 。 她在1959年给朋友的信中写道：“其实我是个实实在在的家庭主妇 ， 从来都不是诗人 。 这个概念对我来说太陌生了 。 ”不过她紧接着话锋一转说：“但我们女性也可以成为诗人 。 我们将自己的生命投入火焰中 ， 在最危急的时刻结结巴巴地吐出几个词 。 ”如同一株被绳索与黑烟困住的玫瑰 ， 她从未走出恐惧与孤独 ， 甚至在字面意义上不背叛过去的生活 。 母亲去世后 ， 她依旧独自生活在简陋的出租小屋里 ， 除了领奖 ， 从未远游 。 经济情况好转时顶多添置几件漂亮的家具 ， 她在这里操持家务、接待朋友、创作并翻译 。
大屠杀无疑是她作为诗人的真正开端 ， 她甚至拒绝再版1940年流亡前的任何一篇作品 。 这绝非对过往岁月的背弃 ， 绝非扭头不直面曾经的伤痛 。 如果说流亡前 ， 她的文字里还带着甜蜜的忧郁气质 ， 还只是为了疗愈自己而创作 ， 那么现在 ， 她就是已然死过一回的人了 。 她在死的灰烬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声音 ， 在毁灭中开始建构自己的宇宙 。 那是诗人的涅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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