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惠萍 64岁田惠萍：我走后，他的微笑仍能存在，是我的幸福( 二 )
多么沉重、恐怖，部分普通家庭靠生孩子来养老的根基已经动摇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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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杨弢在意大利西西里岛观看埃特纳火山落日 。
一旦我们遇到一个自闭症孩子，他让我清醒了，把一个生命尊严托付给另外一个生命，是多么残酷，多么不现实 。我们总不能靠碰巧，碰巧家人都和睦孝顺，碰巧我们家有资源，碰巧有钱请得起人来照顾，这都是侥幸 。
而且，我的生命品质和我儿子，和我躺在床上的父母同样重要 。当年杨弢被诊断，我写下的日记是这样的：“牺牲他，全社会都会责备我，我也不会原谅我自己，但牺牲我就公平吗？”我不要求我比杨弢更尊贵，但我跟他平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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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让我连死的权利都没有了
我是中国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毕业后在大学担任老师，待遇和生活都不错 。1986年，我将刚出生不久的儿子交给父母照料，怀揣壮志公派德国留学 。
1988年学业顺利结束，我回到国内，但有些事情不一样了——我的儿子被诊断患有自闭症 。1992年，我带着孩子到处诊断，不相信医生早已给出的结论，“孤独是一种状态，怎么还是个病？”在北京协和医院，医生看看杨弢，在我站起来要走的时候，跟我说：“根据杨弢的诊断，你可以申请二胎许可，我建议你再生一个，还可以拥有做正常孩子妈妈的生活体验 。”
我看了医生一眼，问他：“为什么？”他说：“你想过没有，将来谁照顾他（杨弢）？”
今天，我把当时的答案告诉大家：“我绝不会（生二胎）！”
杨弢在我32岁时出生，32岁才有一个生命的尊严放在我肩上，我至少前面还有32年是轻松的 。我再生一个孩子，那个孩子还没有出生就被托付，他连一天的轻松都没有，他有一个哥哥将来需要照顾，我心疼他的照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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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月，南加州太平洋海边的杨弢和妈妈 。
杨弢悲惨的命运放在那里，我当时决定带着他离开这个世界，甚至在伦理上论证了这么做是否对，当时得出的结论是：如果结束一个生命是不人道的，可如果一个生命的存在只是为了被践踏，结束更人道一点 。
我真的那么做了吗？
是的，我实施了，但最后放弃了 。不是不敢结束我的（生命），是不敢结束儿子的，那一天我彻底明白了，千万不要随便决定把一个生命带到世界上来，尤其当这个社会对他的尊严不承接的时候 。我对我儿子说，你让我连死的权利都没有了 。因为我得照顾他 。
就这样，田惠萍活下来了 。
如果世上一定要有自闭症，幸好我是他妈妈
从始至终，我没有想着再生一个孩子，也从来没想过把杨弢托付给任何一个人，比如我的哥哥、哥哥的孩子（我是单亲妈妈），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承接起这个生命，我想要建立一个微体系 。
通过什么来建？我咨询了很多各行各业的朋友，尝试通过遗嘱、保险等方式来安排好杨弢的终身生活，但我的律师朋友告诉我，不论设置几层遗嘱或安排，都很难实现财产隔离和风险隔离 。
当时还没有指定监护，监护人还不能随便指定，只能按照法律顺序，把杨弢托付给亲人，但我知道，任何捆绑都是不善良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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