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重新确认自己的位置
安妮·埃尔诺曾想成为普鲁斯特 ， 毛尖说 ， 她的出身相对底层 ， 因父母辛勤工作 ， 她才能进入中产阶级私立学校念书 ， 可是在那里 ， 她突然觉得自己的语言不对了 。 旁边的女孩子使用很多形容词 ， 这些词在她生命里从没有出现过 ， 她羞愧于自己的语言 ， 也想习得她们的语言 ， 想要成为像普鲁斯特那样拥有丰富形容词的人 ， 但后来发现这些形容词跟她不匹配 。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 ， 埃尔诺在一次电视访谈里被问道 ， 是否有一点从自己“位置”出发对所受的教育进行报复的感觉？她坦然 ， 有一点点 。 《一个男人的位置》中有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细节：埃尔诺的父亲买了二等座的票 ， 上了一等车厢 ， 这让她觉得非常羞耻 ， “这在我们生活中经常发生 ， 如果你看见一个衣衫褴褛的人出现在商务座里 ， 你知道他搞错了位置 。 ”袁筱一说 ， 只是一般人容易忘记产生羞耻的细节 ， 在这一点上 ， 女性往往比男性更有真实的勇气 ， 不怕真相残酷 ， 仍溯回源头寻找 。
毛尖认为 ， 安妮·埃尔诺写作时也在不断重新确认自己的位置 。 1952年6月15日 ， 她目睹了父母的一次吵架 ， 父亲“啪”地打了她的妈妈 ， 耻辱感此后一直印在她的肉身上 。 “一个女性从出生开始 ， 就天然站在一个被压迫的结构里 ， 这也是很自然的 ， 现在她看到被压迫的不仅是她本人 ， 还有她母亲 。 那一天便成为她记忆的起点 ， 那记耳光把她打在了一个位置上 ， 改变了她一生的站位 。 ”
埃尔诺另外一个重要的节点是1958年去参加夏令营 。 在那里 ， 她喜欢上了一个男人 ， 并且发生了关系 ， 当时她很骄傲 ， 自觉长得非常美 。 然而在写作时 ， 她思考1958年时为什么把自己放在那样一个位置上 。 毛尖说 ， 她反复地把生命中的事件像幻灯片一样放在公众面前 ， 正因为对个人的经历有所反思 ， 她的个人记忆才得以变成公众记忆 。 “看她的书也勾起了我自己的童年记忆 ， 小时候 ， 我外婆说脸盆我就知道她说的是那个洗碗盆 ， 家里没有那么多脸盆 ， 木桶就是洗衣妇的桶 。 ”一个杯子就是用来喝咖啡的 ， 一个碗就是用来吃饭的 ， 这体现了埃尔诺语言的简洁 ， 从书名上我们也能看出——“位置”、“女孩”和“女人” ， 每个词都重新爆破出生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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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女人的故事》
[法]安妮·埃尔诺 著 郭玉梅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2-10
埃尔诺写下了人生中许多的羞愧时刻 。 有次婚后她回家看望父母 ， 送给父亲一份郑重包好的礼物 ， 父亲一看就愣住了 ， 这是须后水 ， 他一生中从来没用过的 。 父亲说 ， “这不是让我成为一个轻佻的女人吗？”女儿顿时感到羞愧 ， 她为不能与父亲建立起亲密的关系感到愧疚 ， 而想要挽回关系的努力又经常是错误的 。 “送错礼物这样的小细节带来了极大的文学震撼 ， 这是不能追的瞬间 ， 一追下去就看见深渊般的晕眩 。 ”欧阳江河说 ， 作家这时也揭示了另外一个欧洲 ， “一个不是有教养的、弄不懂瓦格纳和巴赫、不是须后水的欧洲 ， 一个下层的、来自土话的、普鲁斯特想要纠正女佣人方言的欧洲 ， 一个用错文法的、老爸签错调查表的欧洲 。 这是一个招魂时刻——在优雅得让人羞愧的欧洲后面 ， 有一个土得掉渣的欧洲 。 ”
战胜接近事实时的种种屏障
《一个女孩的记忆》看上去是写过去的记忆 ， 但已远远超出这个范围 。 袁筱一说 ， 埃尔诺以第三人称视角看到了她自己——“外省某宗教学校的好学生来自普通家庭 ， 向往成为放荡不羁的中产知识分子 。 ”这句话透露了很多信息 ， 波伏瓦是典型的中产知识分子 ， 其“放荡”和底层被迫的“放荡”不是一回事 。 可这个女孩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刻完成人生的蜕变 ， 一定要找一个男人？这是她对于阶级还是性别的反叛？那时的她是真的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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