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迎来了智能手机替代面对面交流的时代 。 与只在手机上通过文字、语音甚至视频交流不同 ， 从生物角度上来说 ， 人面对面时能接受更丰富的信息 ， 不论是语言环境、声光电的刺激 ， 还是情绪的传达 ， 对孩子来说 ， 这些真实的刺激更有利于大脑发育 。
现在 ， 即使是面对面 ， 家庭成员间也没有交流的欲望 。 “现在在很多家庭捧着手机各玩各的 ， 孩子写作业或玩游戏 ， 妈妈逛购物网站 ， 爸爸可能也在玩游戏或看新闻 。 ”何凡说 ， 每天早上 ， 父母与孩子匆忙起床上班上学 ， 下班后说不上几句话就各自睡去 ， 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
2017年 ， 美国心理学家简·特温格在著作《互联网世代》中将在1995年之后的孩子称为互联网世代 ， 他们更晚熟 ， 不愿参与需要与他人面对面的交流活动 ， 而宁可用更多时间来独处 ， 同屏幕互动 。
特温格发现 ， 一方面 ， 同抑郁和其他自杀类似的结果诸如想自杀或尝试自杀存在显著相关的 ， 只有两种活动：一是使用电子设备 ， 如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或电脑；二是看电视 。 而另一方面 ， 有5种活动与抑郁症存在着负相关 ， 它们分别是：体育运动和其他形式的锻炼 ， 参加宗教活动 ， 读书 ， 面对面的社会交往 ， 以及做家庭作业 。
特温格的研究指出 ， 若孩子们每天闲暇时盯着屏幕不超过2个小时 ， 他们患上抑郁症的风险并不会升高 。 但只要每天的屏幕时间超过2小时 ， 那么每多看一小时的屏幕 ， 抑郁症的风险就会相应增加 。
“整个社会的生态系统发生了改变 。 ”何凡说 ， 这个生态系统包括家庭、学校和社区 。 许多老师曾向她抱怨 ， 家长对他们缺少信任 ， “变得特别谨小慎微 。 而在1990年代 ， 她上小学和中学的时候 ， 每次开家长会 ， 她的母亲都会拜托班主任“好好管孩子 ， 有什么事直接管” ， 但如今这种亲密和信任正在减少 ， “我觉得就算在夫妻间 ， 也很难再有那种亲密的交流” 。
随着亲密关系一同消失的 ， 还有无忧无虑的玩耍 。 郑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 社会环境的变化 ， 是当下孩子心灵成长面临的最大挑战 。 他回忆起自己在1960年代的童年 ， 当时的父母忙于工作 ， 但平时各家的孩子们就一起在院子里玩 。 在玩耍中， 孩子们学习社交规矩 ， 懂得要靠自己努力才能玩得好 ， 受人尊重 ， 即使是一些天赋不足的孩子 ， 也能学会配合别人的“生存之道” 。 “这样玩下来 ， 抗挫折能力也有了 ， 规则和分享也懂了 。 ”他说 ， 而现在的孩子与同伴玩耍的时间大大减少 ， 在家人的过度保护下 ， 往往以自我为中心 ， “总觉得自己应该得第一 ， 什么都该最好 ， 一旦遇到挫折就受不了了 。 ”
但郑毅认为也无法就此苛责父母 。 社会环境不同了 ， 父母对孩子“撒手”会带来很多危险 。 但他建议 ， 还是应当鼓励孩子多与同伴交往 ， 在社会环境中参加规则性的游戏 。 “人类是群体性动物 。 群体动物要通过摩擦和打斗 ， 经历挫折 ， 才能确定自身的位置 ， 找到在小社会中生存下去的办法” 。
郑毅提到 ， 心理虐待的两个标准 ， 分别是没有满足孩子的心理需要 ， 以及否定之类的负性心理刺激过多 。 “该补的不补 ， 不该补的补太多了 ， 我们关注孩子的智商、情商 ， 但真正令孩子的成功的是逆商 ， 就是与人交往中锻炼出的抗挫折能力” 。
有的家庭甚至是破碎的 ， 近十几年来 ， 中国离婚率逐年升高 ， 已经从2004年的1.24‰提高到了2018年的3.2‰ 。 而父母往往难以注意到 ， 抚养人的缺位 ， 对孩子来说是重大的“丧失事件” 。 何凡指出 ， 孩子7岁之前大部分时间都与父母在一起 ， 但如今 ， 这种亲密关系愈发纠结和破碎了 ， 对孩子的安全依恋关系影响很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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