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虽然生长在上海 ， 但从小不是说上海话的 ， 只是说普通话 。 我的父母是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编者注：1995年 ， 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和上海青年话剧团合并组建成上海话剧艺术中心） 。 我小时候在家 ， 父母是不说上海话的 ， 都是普通话 。 倒也不是职业要求 ， 他们本来也不是上海人 ， 是江苏人 ， 听不大懂上海话 ， 自然也不会说 。 我从小到大 ， 家庭中的交流都是说普通话 。 我就是一个苏北人 ， 在普通的上海人眼中就是“江北人” 。
我原来是不会说上海话 ， 也听不懂上海话的 ， 甚至一度以自己不能够拿上海话跟别人交流感到羞愧 ， 很难为情 。 在外面 ， 也不能够随便跟人家暴露自己不会说上海话 ， 所以基本上我是不张口的 ， 导致在性格上慢慢地有一些自我封闭 ， 在人前不好表现自己 。 后来考了上戏 ， 慢慢地在人文交流这方面 ， 把自己稍微打开了一点 。 我特别愿意在舞台上表演 ， 在那个场合是可以放肆地去说普通话的 。
我在考上上戏前 ， 有一段时间被分配到工厂 ， 也就大半年的时间 。 在工厂 ， 身边的工友们全部都是用上海话说话的 ， 要是听不懂的话 ， 很多工作就没办法进行了 ， 我们又在一线的车间 ， 完全要去靠听靠领悟 ， 这也强化了一下我的上海话水平 ， 但也只是听听而已 ， 能够听懂一些 ， 说还是不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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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尼亚舅舅》剧照
说来也奇怪 ， 真正说起上海话跟别人交流 ， 是90年代初我到国外留学 ， 在加拿大温哥华待了有一年多 ， 在那和中国留学生还有在当地生活的华人经常打交道 ， 哎 ， 我的上海话开始突飞猛进了 。 90年代中期 ， 我回国以后又到了上海话剧中心 ， 还是说普通话 ， 基本上也没再使用过上海话 。 好像是这两年 ， 大概是小时候的记忆“作祟” ， 听别人说上海话的那种感觉又找到了 ， 老了老了以后说得特别溜 。
完全用方言来演戏 ， 对我来说也是第一次 ， 何况是用上海话来演 。 对于我来说有一个非常好的便利 ， 不管怎么说 ， 我是在这个环境中长大的 ， 这几十年的生活 ， 我身上这里的乡土气息是甩不掉的 ， 总会流露出来 。 而且真正的地道的上海人 ， 我接触也挺多的 。
有一次在松江拍戏 。 你知道松江是上海的发源地 ， 清朝的时候 ， 上海道是松江府下面的 。 所以松江人讲话跟上海话是同根同宗 ， 但现在已经基本上快失传了 ， 上海人都听不懂 。 那次我在大街上走 ， 突然听见三四个中年妇女在说松江话 ， 我觉得特别美 ， 那是种音乐性的好听 ， 特别能表达她们在说的那些生活中细碎的小事儿 。 我就问她们是不是在讲本地话 ， 并且建议她们可以找来录音机录下来 ， 随便说什么 ， 录下来播放给下一代 ， 给他们的儿孙们听听 ， 因为现在松江的小孩子大多也不这么讲话了 。 这次经历也让我感觉到 ， 我自己就是生活在上海这片土地上的人 ， 身上这些沉沉渣渣的东西是到骨子里的 。
剧本对白普通话写就 ， “演员要翻译成上海话”
这次用上海话演戏 ， 我是特别愿意的 ， 这是一个能够把文化通过这样的形式留下来的法子 。 导演给我们的本子是完全用普通话写出来 ， 所有对白全都是普通话 ， 演员们要做的功课就是把她的意思完全翻译成上海话 。
而上海话往往同一个意思有很多的表达 ， 哪个是最准的 ， 哪个是电影里这个人物要说出来的 ， 比如都是讲吃饭 ， “吃中饭、吃点心、吃夜宵、吃老酒”都不一样 。 我们在做案头的时候 ， 就拼命地去琢磨应该怎么去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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