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889年4月16日晚上8时 , 出生在沃尔沃斯区的东街 。 此后不久 , 我们一家人就搬到了兰贝斯区圣乔治路的西广场 。 据母亲说 , 当时我的生活是幸福的 。 我们的家境相当宽裕 , 一家人住了三间陈设很优雅的屋子 。 我至今记得:母亲每天晚上去剧院之前 , 总让我和雪尼睡在一张舒适的床上 , 爱怜地给我们把被窝掖好 , 然后将我们嘱托给一个女仆 。 三岁半时 , 我闯了个祸 。 比我大四岁的雪尼变戏法 , 把一枚硬币吞下肚去 , 再从脖子后边取出来 , 我不甘示弱 , 也同样把一枚半便士的硬币吞了下去 , 害得母亲只好去请医生 。
母亲是杂剧场的喜剧演员 , 那时年纪刚近三十岁 , 长得娇小玲珑 , 面孔白皙 , 眼睛是蓝紫色的 , 淡棕色的长发一直垂到腰下 。 我和雪尼都很爱母亲 。 虽然实际上她并不是一位倾国倾城的佳人 , 但我们都觉得她美得像天仙一样 。 多年以后 , 认识她的人还对我说 , 她当时娇艳可爱 , 有着一种迷人的风韵 。 她常常很得意地把我们弟兄俩打扮得整整齐齐 , 星期日一起出去远足 , 雪尼穿的是伊顿公学的学生装和长裤 , 我穿一件蓝色天鹅绒上衣 , 配一副蓝色手套 。 我们沿着肯宁顿路漫步 , 一路上出足了风头 。
在那些日子里 , 伦敦的一切都是那样从容不迫 。 动作的节拍是从容的;甚至马拉着的有轨车 , 沿威斯敏斯特桥路跑下去时 , 也踏着从容的步子 , 然后 , 到了桥尽头 , 在旋转盘上 , 也从容不迫地拐过弯去 。 在母亲走红的那些日子里 , 我们也住在威斯敏斯特桥路 。 那儿的人都显得欢欣而和蔼 , 街上都是吸引人的店铺、酒馆和音乐厅 。 这就是我童年时代的伦敦 , 这就是我情感渐萌、思路初开时的伦敦:记得那些琐碎细微的事情;记得怎样和母亲坐在公共马车的顶层上 , 试着去触那掠过去的紫丁香树枝;记得那些刚洒过水的玫瑰花 , 它们在润湿中散发着香味 , 勾起了我迷离恍惚的忧郁;记得那些一便士的妈妈船 , 它们驶过桥底时 , 会轻轻地把烟囱倒下来 。 我相信 , 我的心灵就是在这一切琐事中成长的 。
我们家客厅里的一些物件也影响了我的情绪:母亲那幅和真人一般大小的蕾尔·格温的画像 , 使我感到厌恶;餐具架上的那些长颈水瓶 , 使我感到愁闷;那个圆形小八音盒的珐琅面上绘了几个云雾中的天使 , 我看了又是欢喜又是迷惑 。 我喜爱的是那把用6便士从吉卜赛人那儿买来的玩具椅子 , 它使我体会到一种占有财物的特殊感觉 。
我记忆中的一些不平凡的大事是:一次跟母亲一起去皇家水族馆看杂耍 , 看到了“她” , 那是一个活生生的女人 , 在熊熊烈火中伸出脑袋向人微笑 。 我们还花了6便士摸彩 , 母亲把我举到一个装满木屑的大桶口边 , 让我从里面摸一包意想不到的东西 , 结果是一块吹不出声音的口哨糖 , 还有一枚玩具红宝石胸针 。 还有一次是去坎特伯雷游艺场 , 我坐在一张红丝绒椅子上 , 看父亲表演……
后来 , 天黑了 , 我坐在一辆四匹马拉的马车的顶上 , 母亲把我裹在一条旅行毯里 , 车上还有她剧团里的一些朋友 。 我们的吹鼓手吹响了号角 , 和着马匹的得得蹄声和挽具的叮叮铃声 。 我们沿着肯宁顿路驶去 , 我沉浸在他们的欢乐和嬉笑声中 。
后来 , 发生了一件事情 。 在事情发生后的一个月 , 也可能是几天以后 , 我突然觉出母亲的举动和外界的情形都不大对头 。 那一天她整个上午都和一个女性朋友在外面 , 回到家里时她是那么激动 。 我正在地板上玩耍 , 意识到笼罩在我上空的气氛极度紧张 , 而我则好像是在井底下倾听什么似的 。 母亲又是哭又是喊 , 她一再提到一个叫阿姆斯特朗的家伙—阿姆斯特朗说这呀 , 阿姆斯特朗说那呀 , 瞧阿姆斯特朗这个畜生!她异乎寻常地激动和紧张 , 于是我哭了 , 哭得很厉害 , 母亲只好抱起我来哄我 。 又过了几年 , 我才知道那天下午是为了什么 。 原来母亲刚从法院回来 , 她告父亲不扶养她的孩子 , 可是官司打得不太顺利 。 阿姆斯特朗是我父亲的律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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