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人公吕的称呼 , 也引来了一些揣测 。 只取一个姓 , 是不是有意为之?“当时没有想到什么中意的名字 , 仅以姓称呼好像也挺自然 。 ”杨本芬告诉南方周末采访人员 , “完全没有想到读者会有这种猜测 。 写这本书的时候 , 我没有控诉老爷子的想法 , 没有 。 ”
针对第三本书 , 杨本芬原来不打算接受任何采访 , 担心会对伴侣不公平 , 因为现在只有她拥有讲述的权利 。 最后的解决办法是 , 请章红在场 , 有一个相对中立的声音 , “这里面涉及家庭内部的关系 , 没有那么黑是黑 , 白是白 , 很纠结 , 也很复杂 。 ”
站在妻子的位置上 , 面临的窘况是真实存在的 。 书中记叙了一件事:吕将一家人当月的肉票全买了肉 , 与过年留下的墨鱼一起炖汤给客人喝 , 未曾考虑家人接下来的生活 。 书外的杨本芬和书中的惠才一样 , 遇到这样的事 , 只能以泪水排解愤懑与委屈 。
但眼泪没有得到正向回应 , 沟通被躲避与抗拒替代 。 章红一方面觉得这种做法对母亲很残酷 , 但在某种程度上 , 她也能够理解父亲的感受 。 她和一位朋友吃饭时 , 对方讲起伤心事 , 突然哭了 。 那一刻 , 章红僵住了 , 没做任何安慰的举动 。 她发现自己的反应和父亲太像了 。 “为什么我也会对眼泪存在厌恶呢?这其中也有厌女的成分 , 就是我会对软弱有偏见 。 ”
第一个孙辈降生后 , 杨本芬一家请了个保姆帮助照看孩子 。 婴儿的尿片要换 , 丈夫绝不喊保姆 , 而是喊妻子去换 。 保姆把声音拖得老长说:“杨阿姨 , 亏得你唷 , 章叔叔也是亲外型的人 , 和我爸爸一样 。 只不过我爸爸还打我妈妈 , 章叔叔不打人 。 ”
“所谓的亲外型 , 不是一种人格 , 是文化作为基因在个人身上留下的烙印 。 老婆是可以随便对待的 。 如果我对外人不好 , 是会有后果的;我若对别人好 , 则会得到赞许 。 对待外人时 , 人性中这种奖惩机制在正常地起作用 。 ”章红分析道 。
如同多数传统婚姻里的妻子一样 , 杨本芬为操持家务、照顾孩子付出了更多心力 。 天长日久 , 自然有因家庭分工而生的矛盾 。
在饭桌上 , 杨本芬曾指责丈夫“不干活” , 章医生不擅长为自己辩解 , 有一次轻微提出异议 , 说自己砍柴、劈柴、种菜 , 把这些“外面的事”都做了 。 “这是他的观点 , 他觉得家务事就应该是老婆做的 , 他既不爱做家务事 , 在观念上也认为他是可以不做家务事的 。 ”章红这样理解父亲 。
“灿烂就是一个人笑得很开心”
1984年 , 章红准备高考 , 为了给她筹备上大学的开销 , 家中买来两只小猪养着 , 到放榜时卖掉 。 也许是因为养猪过于劳累 , 章医生年轻时的肺结核复发了 。 在治疗过程中 , 用药过量 , 以致得了球后视神经炎 , 视力急剧减退 。
章医生在长沙住院的26天里 , 杨本芬无法陪在他身边 。 中途她去探视过一次 , 他像个小孩般执拗地要和她一起回去 。 第二天早上 , 杨本芬刚坐上回程的单位班车 , 就看见丈夫出现在车边 。 “我要跟你回去 。 ”那只没有蒙纱布的眼睛里浮现出泪光 。 望着他离去的背影 , 杨本芬的双眼也盈满泪水 。
相伴大半生 , 杨本芬说不清丈夫对伴侣的需求 , 只知道在生活中他很依赖自己 。 家中电话铃响 , 一定由她来接 。 2008年搬进的这间三室两厅的房子 , 装修事宜也是她一手安排的 。
“他的归属感还是在这个家庭 , 在我母亲身边 。 ”章红记得 , 在他们三姐弟小时候 , 父亲只要一会儿不见母亲 , 就会问:“姆妈哩?姆妈哩(妈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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