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今天的一般看法里 ， 女性地位的改变是和现代晚期（或后现代）联系一起的 ， 而不是现代或现代性 。 比如说 ，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 ， 女性才取得选举权 ， 在20世纪中叶之后才获得工作权和部分选择权 。 而在此之前 ， 无论是17、18世纪 ， 还是19世纪初 ， 理性启蒙年代似乎只属于男性 ， 而现代性甚至被认为是有性别的 ， 所以尽管“女性在精神上与男性平等 ， 只是妻子必须服从丈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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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爱》（Jane Eyre2011）剧照 。
英国后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家凯瑟琳·贝尔西（Catherine Belsey）的一句话就代表了相当一部分思考者对理性启蒙年代的看法：
“我们现在可以认为 ， 启蒙运动对真理与理性的投入 ， 意味着一种历史上的单一真理与单一理性 ， 它们在实践中合谋协力使得女性的依附地位合法化 。 ”
历史学家罗伊·波特在《创造现代世界》一书中对此有不同的看法 。 理性启蒙年代并未使女性面临更糟糕的处境 。 这是因为 ， 人们首先需要理解启蒙运动所接手的是一个怎样的世界 ， 其次需要理解启蒙对人、理性、心灵的重建如何改变了作为“人”的女性 。 所以 ， 罗伊·波特的看法其实是将女性地位的改变视为一种过程 ， 一种现代性过程 ， 实际上也只有理解了这一点 ， 才更能理解女性如何一步一步摆脱附庸的角色 。
以下内容经商务印书馆授权节选自《创造现代世界》一书 ， 摘编有删节 ， 标题为摘编者所起 。 注释见原书 。
原文作者｜[英]罗伊·波特
摘编｜罗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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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现代世界》 ， [英]罗伊·波特 著 ， 李源 等译 ， 刘北成 校 ， 商务印书馆 ， 2022年2月 。
从传统中接手的世界
为启蒙运动所继承和批判的世界是一个男性世界 ， 在现实中和出版物中皆是父权制的——别忘了 ， 为斯图亚特王朝所做的关键性辩护 ， 实际上已被冠以《父权制》之名 。 圣经、法律和其他权威共同确认了男尊女卑的社会纲常 。 “通过婚姻 ， 丈夫和妻子在法律上是一个人 ， ”著名法学家威廉·布莱克斯通阐述道 ， “即 ， 在婚姻存续期间 ， 妇女的存在或法律存在被搁置 ， 或者至少被并入丈夫的法律身份之中并与之结合 。 ”《妇女法令集》(The Laws Respecting Women, 1777)注解道 ， 除女王之外 ， 任何一位妻子都处于丈夫的权威之下 ， 她就像是动产：“没有丈夫允许 ， 她不得出租、处置、出卖、丢弃 ， 或者转让任何东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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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导》（Persuasion 2007）剧照 。
一位匿名诗人怨艾道：
在青年时代 ，
父亲的严格管制
和戒备的眼神掌控着她的意志 ，
兄长的高傲监视
使她形同俘虏 ， 难以动弹 。
专横的丈夫紧随其后 ，
眉头紧锁 ， 令人害怕；
此刻他没有了情人的样子：
她的奴隶如今已变成了她的主宰 。
这些授权得到了其他自诩为专家的男性的回应 。 威廉·亚历山大(William Alexander)在1779年出版的《妇女史》(History of Women)中 ， 批判性地列举了她们所遭受的司法排斥 。 “我们允许一位女人执掌王权 ， 但是通过法律和习俗 ， 我们阻止她对其他一切进行管理 ， 除了其自己家庭内部的事务 ， ”他说 ， “如同在监管王国和她自己的厨房事务之间 ， 没有一个可以由有天赋和有能力的女性管理的公职 。 ”从历史上 ， 女性被贬低为一个不值得羡慕的角色 ， “就多数而言 ， 只是不恰当地 ， 或者略微地接受了一点教育；而在严格法律限制下 ， 她们始终处于一种依附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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