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称要改革男子气概的现代主义者提倡家庭美德 。 理查德·斯梯尔的作品——非常开明超前的《基督徒的英雄》(The Christian Hero, 1701)和感伤戏剧《温柔丈夫》(The Tender Husband, 1705)——引领了改进夫妻关系的早期运动；理查森的最后一部小说《查尔斯·格兰迪森爵士》(Sir Charles Grandison, 1753——1754)中的男主人公为招人喜爱的男性树立了一个新标准；而大卫·休谟则推许男女混合集会的风尚 ， 在那里“两性可以以一种轻松和社交的方式接触；男人的脾气和品行也会迅速改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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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的一版的《温柔丈夫》(The Tender Husband) ，Nabu Press 。
这类社交绝不会像人们普遍担心的那样导致性格柔弱 ， 相反会赋予他们一种出众的男性气质：“在一个有教养的群体中 ， 男性会在一种更加宽厚 ， 然而又非常显而易见的方式中找到他们的权威 ， 通过礼貌、尊重 ， 一言以蔽之 ， 通过绅士风度做到这点 。 ”
因此 ， 随着“婚姻关系为君主制之缩影”的父权主义格言让位于家庭是温情之圣殿与社会化之媒介的新理想 ， “性情之人”赢得了人们的赞赏 。 在“脂粉气的男人”、纨绔子弟和轻佻之人被贬低为滥用情感的同时 ， 启蒙话语——优雅对于粗暴的征服——引导男性既不要“有纨绔习气”也不要“放纵越轨” ， 并且旨在协调“男子的自由”与“良好的人类秩序” 。 比如 ， 沙夫茨伯里的理想典范——构想出一个典型 ， 上承文艺复兴时期巴尔达萨雷·卡斯蒂利奥内(Baldassare Castiglione)论述的“侍臣” ， 下启查尔斯·格兰迪森爵士——将具有“服从理智的思维 ， 适应所有自然情感的、通人情的脾性” 。
“我们所有的女士都能阅读了”
随着不断变化的文化价值观念对更加亲密的家庭相互关系的赞扬 ， 可以说女性的公共地位也获得了提高 。 在乔治王时代的公共生活中 ， 在政治活动中(无论是街区中还是沙龙上) ， 在慈善活动与爱国运动中 ， 以及在休闲文化中(无论是作为赞助者还是表演者) ， 妇女都扮演着重要角色 。
尽管当前的女权主义者断言 ， 由于对性骚扰的恐惧及对丧失“名誉”的担忧 ， 妇女正在被逐出城市的公共空间 ， 英国的女性在整个欧洲都享有美名——或者恶名——只因为她们明显的在公众场合的独立性 。 “在大不列颠 ， 女士与绅士一样自由 ， ”约翰·波特(John Potter)于1762年说道 ， “在我们的消遣活动和公共娱乐中 ， 无意冒犯 ， 每个人都很坦诚 。 ”当然 ， 他未免夸大其词 ， 不过历史学家乔伊斯·埃利斯注意到 ， “城市女性可以自由走动 ， 无须蒙纱 ， 并且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无须陪护” ， 去访友 ， 看戏甚至去咖啡屋 。
女性的和男女混合的辩论协会自18世纪70年代以来在伦敦不断增多 ， 他们的话题包括像在1798年11月12日的威斯敏斯特论坛上提出的问题：“婚姻仪式上的服从条款是否约束着女性 ， 使其始终服从丈夫？”虽然《泰晤士报》可以想见地抱怨说“参与辩论的女士如果做针线活更发挥所长” ， 但其抗议无济于事：市中心至少有四十多套房屋被这类协会租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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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桑觉寺》（Northanger Abbey 2007）剧照 。
总之 ， 印刷文化带来的新机遇使女性的社会参与 ， 或许还有她们的地位日渐改观 ， 尤其是当阿芙拉·贝恩(Aphra Behn)、德拉里维耶尔·曼利(Delarivie?re Manley)和伊莱莎·海伍德在文坛上崭露头角 ， 并且其他一些女性也在才智上熠熠发光的时候 。 安妮·康韦(Anne Conway)的笛卡尔式的《古老与现代哲学的原则》(The Principles of the Most Ancient and Modern Philosophy)一书的拉丁文版本于1690年面世 ， 同时凯瑟琳·特罗特·科伯恩(Catherine Trotter Cockburn)出版了为洛克辩护的书 ， 属于此类作品中最早的一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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