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 ， 当中国个体化经过20多年的发展 ， 阎云翔认为 ， 我们已然迈入了个体化2.0版本 。 在个体化的最新阶段 ， 新家庭主义与民族主义成为个体再入嵌的两大资源 ， 实用主义则是连接二者的桥梁 。 而这一转型背后更为深层的根本性原因和推动力 ， 则是传统的关系本体论重归统治地位 。
今年5月 ， 我们就专题《何以为“家”》与阎云翔展开对话 。 在三个半小时的专访中 ， 我们从解题开始 ， 剖析家的概念在中国文化中所具有的无限弹性 ， 也聊到中国人对于个体的本体论理解 ， 以及中国社会的个体化在一个世纪里的变迁过程 。 与此同时 ， 我们就阎云翔提出的新家庭主义范式为切口 ， 探讨家庭关系与家庭观念的最新变化 。 阎云翔指出 ， 曾经他在下岬村所发现的家庭私人化转型正在发生根本性逆转 。 在家国话语和家的关系性本质的影响下 ， 家庭关系的重要性上升 ， 重又超过个体的幸福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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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云翔 ， 生于1954年 ，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文化人类学终身教授 。 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 。 著有《礼物的流动》《私人生活的变革》《中国社会的个体化》等著作 。 其中《私人生活的变革》获2005年度“列文森中国研究书籍奖” 。
中国文化中的个体和家 ，
都是关系性的存在
新京报：阎老师长期关注中国家庭关系与家庭结构的变迁 。 我们不如就先从专题的题目“何以为家”开始讨论 ， 你如何理解“家”之于中国人的意义构成？
阎云翔：“何以为家”据说是从汉代霍去病的名言转化而来 。 根据《史记》和《汉书》记载 ， 汉武帝曾为霍去病建造豪宅以表彰他多次率军出征匈奴领土保卫西汉的功绩 。 霍的回复是“匈奴未灭 ， 无以家为也” ， 意思是为皇上保江山的大业尚未完成 ， 我要家/产有何用?霍去病能够为国舍家 ， 更加得到汉武帝的喜爱和重视（“由此上益重愛之”） ， 成为广为流传的佳话 。
至于霍的原话“无以家为”是如何转化为较易懂的“何以家为” ， 然后再变成当代话语的“何以为家” ， 这其中的曲折是另外一个故事 。 就我们的访谈而言 ， 我想首先厘清的是 ， 在我们的常识理解中“何以为家”具体指代什么？我觉得它至少有两层含义 。 第一 ， “何以为家”探究的是“用什么、凭借什么、怎样”才能建立外在的社会性的和内在的精神性的家园；第二 ， “何以为家”似乎又在问“什么才是”家园 ， 特别是精神家园 。 如此看来 ， 我本人近年来关于家庭的经验研究基本上都属于前者的范围 ， 我讨论的新家庭主义范式更多的是作为考察家庭行为变迁的概念工具来使用的 。 受本次访谈的题目启发 ， 我想转而探讨第二个层次 ， 即什么是家的问题 。 我的切入点是考察什么界定着家的存在 。
按照费孝通先生的经典表述 ， 中国文化中的家是一个非常有弹性的概念 ， 它既可以缩小到夫妻二人的核心家庭 ， 也可以指代数代同堂的大家庭、根深叶茂的父系家族 。 它可以继续扩张到包含父母双系及姻亲纽带的亲戚共同体 ， 还能通过家国同构、家国一体的话语囊括公共领域的相关人等 ， 构建“一家人”的想象共同体 ， 其边界甚至可以最大化到“四海之内皆兄弟”“天下一家”的程度 。
《乡土中国》 ， 费孝通 著 ，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4月
这种近乎无限的弹性意味着家的概念不是以其边界来限定的 ， 也缺乏一个固定的内核 ， 家的大小和性质完全由它在具体情景下所囊括的人际关系来决定 。 换言之 ， 中国文化中的家就不是一个实质性的存在（substantive being） ， 而是关系性的存在（relational being） 。 社会意义上的家不是一个基于共识和共同遵守的原则之上的社会制度 ， 而是流动的关系集合体；精神层面的家园也不是一个超越人际关系的超验性信仰体系 ， 而是人际关系得以更好处理的意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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