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晔:“可见”,是社会身份建构的第一步|女性学者访谈( 八 )
这种事情每天都在发生 , 尽管我个人比较幸运 , 但系统性的问题是一直存在的 。
第三个层面 , 我当然会从性别角度出发看待我的研究 。 尽管我不可能每一次都只关注性别议题 , 但是这根弦我始终绷着 。 在搭建理论框架时 , 由于我不是专门做性别研究的学者 , 所以我也许不会直接把性别作为研究对象 , 但我会以别的方式在我的学术生活提出这个问题 。
换句话说 , 不管是做“成名的想象”研究 , 还是做“液态新闻业”研究 , 我关注的主要是新闻生产和社会公共生活 , 性别没有作为主要的考量 , 因为我不是做文化研究或性别研究的学者 , 但是我在其中关注到的问题 , 我会在其他时候——比如课堂或公共发言中——提出 。
我确实会本能地更多关注女性的命运 。 这也是为什么 , 尽管我在做短视频研究时关注的是职业可能性的问题 , 但在做学术演讲和公共演说时 , 我会大量引用女性的例子 。 快手上的“老四”(老四的快乐生活)和“手工耿”也很可爱 , 但我会特意强调的却是“爱笑的雪莉吖”、“侗家七仙女”和山东快手村的妇女 。
对女性议题的关注 , 是和我自己的生命体验、我对公共问题的关心一脉相承的 。
新京报:你可以讲讲自己在实地研究中遇到的女性改变自身命运的故事吗?
陆晔:我此前和痛仰乐队一起去过贵州海嘎小学 , 他们有个摇滚乐队 , 是指导老师拍了短视频上传抖音快手火起来的 。 除了乡村小学唱摇滚这件事儿很牛之外 , 更牛的是唱摇滚的是一群女孩儿 。
要知道贵州当地是特别重男轻女的 , 扶贫工程的公路修到了寨子边上 , 但是民居散落在各处 , 住在最高处的村民走到公路要花20多分钟 , 再沿着公路走到寨子中间的学校就要一个多小时 。 在外面打工的父母 , 会给钱让留在村里的爷爷奶奶雇摩托车送家中的男孩一早去上学 。 而女孩们就得自己走这么远的路去上学 。
我在海嘎小学问过 , 为什么最开始的两支乐队全是女孩?他们说 , 其实老师是男孩女孩一块教的 , 但是学琴其实挺苦的 , 男孩坚持不下来 , 女孩子却可以 。 每天走两小时山路上学的苦 , 她们都可以坚持 , 学琴根本不算苦 。
此外 , 男孩在家中受到的关注更多 , 情感上的缺失比较少;而对于女孩来说 , 乐队就是她们的家 , 她们可以在团体中找到陪伴和情感支持 。 在乐队中 , 有人重视她们 , 有人陪她们聊天 , 在这里她们才能实现自我的价值 。
这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寨子 , 60%的村民都是彝族 。 最开始县里领导也来看过——“你们一帮少数民族的学生 , 玩什么摇滚 , 玩什么电子乐器?你们跳竹竿舞、唱饮酒歌就好了 。 ”但是海嘎小学的校长特别支持 , 摇滚乐队也就延续了下来 。
本文图片
电影《缝纫机乐队》剧照 。
最初的两支乐队 , 每支乐队的5位成员全是女孩 。 第一支乐队 , 老师一开始看女孩们都长得挺漂亮 , 就想为她们取名为“五朵金花” , 女孩们拒绝了 , 她们给自己取名为“遇乐队” , “因为我们遇见了老师 , 遇见了音乐” 。
第二支乐队叫“未知少年” 。 我问她们:“你们都是女孩 , 为什么不叫少女?”她们说 , “我们为什么不能叫少年 , 非要叫少女?”我当时特别感动 , 这帮小孩儿是天生的女性主义者呀!乐队中有一个女孩 , 她的父亲一直家暴 , 她就非常想走出家门 , 而只有在乐队里 , 她们才能看到走出去、进入外面世界的可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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