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也经常使用“弃民”这个词 。 因为 ， 在为全球化、新技术革命所改变的世界格局内 ， 被急剧强化的 ， 不仅是贫富分化 。 在富人与穷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外 ， 这场新技术革命正在将越来越多的人构造为结构性的剩余 。 我一直在追问的是 ， 我们要如何去描述、去称谓、去召唤这个世界上被剥夺的大多数？同时 ， 这个大多数有没有集聚的可能、有没有互认与认同的可能？他们能否拥有或代表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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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我是布莱克》剧照 。
我们都知道 ， 在互联网时代 ， 搁置弃民议题 ， 结构内的人深陷在网络化的生存状态之中 。 问题是 ， 网络生存的状态在什么意义上终结了人们相遇和集结的可能性？而相对于每一个个人 ， 所谓的虚拟性 ， 即：当我们每一个人不止拥有一个ID ， 当我们的网络身份和我们的现实身份之间的分离不再成为好奇与追问的对象和议题 ， 当我们在网上的诸多ID不再试图保持和追求内在的同一性的时候 ， 曾经支撑现代主义的个人与主体事实上已然碎裂了 。 那么 ， 作为主体的意义何在？主体是否可能、是否必要？这正是已然改变的社会、文化、心理前提之一 。
对此 ， 我的保留和怀疑是 ， 类似问题的提出和描述是否已然陷入了一个以发达地区的中产阶级生存为模板的世界幻觉——这个世界上究竟存在着多少不曾被这一轮的技术革命所覆盖的人群？他们与今日世界、历史与未来究竟是否连接、怎样连接？
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当我们批判资本主义的时候 ， 我们在什么意义上必须批判和检省现代主义？现代主义与资本主义是否是绝对意义上的一体两面？现代主义的多重面庞是否仍可能成为我们的旗帜和资源？在这些范式之外 ， 我们如何获取并创造新的资源？正是对20世纪历史债务与遗产的思考 ， 令我意识到 ， 整个20世纪的历史 ， 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战后第三世界的崛起、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 ， 都在某种意义上坐落在现代性规划和现代主义逻辑内部 。 尤其是就各种社会反抗运动而言：诸如第三世界的民族民主运动 ， 诸如民权、女权、青春反叛 ， 其核心诉求与口号 ， 似乎可以化约为一句话：Iwant to be human/我欲为人 。 此处的human或人 ， 无外乎昔日的欧洲白男人 ， 说到底 ， 我们要争取的权利无外乎是对昔日 “白男人”的特权的享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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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她在愤怒时最美》剧照 。
在历史的视域中 ， 这无疑是社会进步的步伐和历程 。 但即使搁置这一议题内的进步与倒退 ， 激进与保守 ， 现代主义的承诺与谎言 ， 类似的行动、诉求与愿景的共同前提 ， 仍是现代文明的可持续 ， 是现代主义规划的有效性 ， 是发展主义依然成立 。 而我们现在面临的现实是 ， 整个现代主义逻辑本身的危机已经在全球显露 ， 能源、环境、气候危机步步升级 。 如果说我们终于遭遇到了发展的“天花板” ， 那么 ， 这也无疑是现代性规划的“透明穹顶” 。 这是现代主义的窘境 ， 甚至是绝境 。 然而 ， 现代主义批判同时要求别样的资源 ， 别样的世界规划与价值 。 我们将由何处去获取 ， 创造与实践的可能性又会走向何方？
新京报：今年是新冠肺炎暴发的第二年（注：采访时间为2021年10月） 。 伴随新冠疫情的暴发与全球传播 ， 很多西方的左翼学者也作出了不少反思性的对话 。 身处其中 ， 你如何理解或体认疫情所带来的断裂式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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