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全球60年代研究 ， 是我最大的收获与失败 。 收获在于我清晰地意识到 ， 我此前的60年代研究 ， 关注的只是对欧美故事的复制：我自己居然也是以1968年的巴黎 ， 或者以美国格林威治村为重心来讨论60年代 ， 或将其简单定义为反文化运动 。 而全球60年代的发生是由第三世界的启动 ， 以第三世界为主舞台的 。 巴黎1968 ， 只是其结果 ， 甚至是一个尾声 ， 是一场终场演出 。 我称其为失败 ， 是相对于我最初的天真构想和诉求：我以为在第三世界崛起的60年代 ， 我可以在欧美之外发现别样的现实 ， 获取不同的思想资源 。 这次的收获令我意识到“四海翻腾云水怒”的60年代 ， 在另一个视点中 ， 也可以指认为现代性扩张的历史时段 ， 一个狭义的全球化进程大幅推进的时段 。
《1968：撞击世界之年》 ， [美]马克·科兰斯基著 ， 洪兵译 ， 浦睿文化 |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 2016年4月 。
这一失败与收获 ， 为我开启了新的思维方式和新的工作场域 。 也许有夸张之嫌吧 ， 我把它称为“反转世界地图” 。 之所以这么叫 ， 并非为了制造大词或大叙述 ， 而是出自一次经验性的时刻：我第一次美国旅行 ， 第一次看到美版的世界地图时 ， 一时间竟辨认不出——因为我习惯了将中国置于中心位置的世界地图格式 。 看到这幅美版地图时 ， 我瞬间意识到我曾不假思索地沿用的冷战的东方和西方——是以美国为中心形成的方位表述 ， 明白了东欧为什么在冷战的历史当中位置特殊 。 当他们把美国放在地图中间的时候 ， 我们可以直观地了解美国视角下的东西方格局以及文化政治上的“大陆桥”（我的称谓） 。 这对我形成了某种寓言时刻和启示 ， 我第一次真切地思考 ， 何谓 “在中国（在第三世界）发现历史”的方法与意义 。
所谓反转世界地图 ， 意指我们对无处不在的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的自觉和反思、反转 ， 意味着重新确定自己的主体位置和观察角度 ， 相应地 ， 我们看到与形绘的世界历史会展现出不同的样貌 ， 我也因此获得了新的对20世纪历史的理解和阐释角度 。
我自己的60年代研究 ， 也包含了大量的美国政府解密档案的阅读 。 收获之一是对冷战终结（用左派的说法叫“大失败”）的历史偶然性的体认 。 美国或者说西方阵营内最为乐观的想象 ， 也没有构想出冷战对峙会以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形态发生 。 我同时观察到 ， 冷战终结（“大失败”）发生之际 ， 真诚的左翼学者大都保持了相当时间的沉默或曰经历着失语 ， 大家不知道如何回应 。 尽管全球左翼力量早已在不同时段、以不同方式批判或拒绝了苏联模式 。
《民族的重建》 ， [美]蒂莫西·斯奈德著 ， 潘梦琦译 ， 三辉图书 | 南京大学出版社 ， 2020年1月 。
当左翼学者与批判理论在沉默和失语之后 ， 做出回应之时 ， 我也相当集中地阅读了他们的著作和工作成果 。 如果不惮自夸之嫌地说 ， 阅读经验告诉我 ， 尽管他们从不同的学科、不同的角度尝试对大失败做出回应 ， 但事实上我们的业余思考阻断在相近的隘口处 。 用我自己的表达是：不论是否愿意承认 ， 我们都阻断在20世纪的历史债务面前 ， 面对20世纪 ， 面对并非必然的大失败 ， 我们欲勾勒新的未来愿景 ， 与构想新的理论和行动方案 ， 都意味着必须再次认识并启动20世纪的历史遗产 。 而历史遗产的继承人势必是历史债务的承袭人和清算者 。 但无论是债务的清理还是遗产的认知与启动 ， 显然都未及开始 ， 遑论完成 。
新京报：第三世界的调查是否也与此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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