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 ， 这一作用集中在相对贫困的家庭 ， 而富有家庭子女的婚姻距离就近得多 ， 哪个父母不想常常看到自己的子女呢？这两位教授发现 ， 家庭财富每高1个标准差 ， 收入风险对食物消费的影响就减少12% ， 多余财富带来的抵御风险能力是把女儿远嫁60公里所带来的保险效果的两倍 。 富家女儿当然就不必远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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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炙热》（Parched2015）剧照 。
此外 ， 在产出风险比较低的村里 ， 规避风险的必要性就少些 ， 外嫁女儿的距离就更近；而如果有多个女儿 ， 父母一般会把她们往不同方向远嫁 ， 这样做似乎与传统直觉相反 ， 因为如果把她们嫁到同一村庄 ， 那会减少交易成本 ， 也会减少信息不对称程度 ， 但那样不利于最大化风险应对力 。 这进一步证明 ， 在现代金融出现之前 ， 避险动机在婚姻安排中的权重很高 ， 爱情也就成了不可求的奢侈品 。 于是 ， 婚姻由双方长辈包办、子女无恋爱自由 ， 就不足为奇了 ，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家族各成员的利益不被牺牲 。 在避险利益面前 ， 爱情的地位当然很低 。
我们一般认为 ， “嫁富”是女儿婚姻的首要目标 ， 高攀是提升社会地位的捷径 。 这也是为什么婚姻市场充满逆向选择问题 ， 因为富家长辈会担心别家子女对自家儿女感兴趣 ， 就是源于他们由于贫穷而“攀富”的动机；而且即使财富背景不对等的婚姻发生了 ， 这种怀疑也会使婚姻关系极不稳定、难以持续 。 罗森茨魏希和斯塔克在分析了382户婚姻的情况后 ， 发现婚姻双方的家庭财富显著正相关 ， 这说明财富“门当户对”度高 ， “攀富”倾向不突出 。
这与两位教授的数学模型推论十分一致：当避险是婚姻在生子以外的首要目的时 ， 双方家庭最好在财富等基本禀赋上般配(门当户对) ， 否则在未来 ， 一旦富有的一方出现收入挑战时(灾害或其他风险事件) ， 贫穷的亲家可能无法给予帮助 ， 无法兑现跨期交换 。 更何况贫穷的一方可能频繁出现消费危机 ， 经常需要亲家帮助 ， 使交换严重不对等、难以为继 。 印度农村婚姻在财富禀赋上“门当户对” ， 而在收入风险上通过拉开两家的物理距离来降低相关度(最大化彼此风险特征的差异度) ， 这些都印证了避险的确是婚姻的重要驱动力 ， 也是实际效果所在 。
“门当户对”的策略也并不可持续
中国是否跟印度有别？在中国的婚姻传统中 ， “门当户对”无疑重要 ， 避险需要也往往是婚姻背后的驱动力(正如《夫妻双双把家还》中所唱的) 。 随着近代交通和经济的发展 ，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 两个不同趋势出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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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大帅》第一部（2003）剧照 。
首先 ， 新山以康村的通婚圈为研究对象 ， 70分析了20世纪以来山东农村的变化 。 根据康村户口资料及新山的调查 ， 相对于改革开放前 ， 康村的婚嫁距离急剧缩短、通婚区域也快速内卷 ， 通婚村数减少 ， 婚入与婚出在地域上出现较大的不对称性 。 主要原因是 ， 经济发展后 ， 风险出现的频率下降 ， 人们的收入水平与风险应对力都上升 ， 靠跨区婚姻达到避险的必要性下降 ， 于是通婚圈半径缩小 。 这也印证了基于印度数据的结论：在收入水平低并缺乏其他避险工具时 ， 人们会通过远嫁女儿来规避收入风险；反过来 ， 这种远嫁需求就逐渐降低 ， 让婚姻得以解放 。
其次 ， 也有相反的趋势 ， 就是改革开放后 ， 区域间财富差距拉大 ， 于是长距离的跨区婚姻可以带来“攀富”和城市户口价值 。 比如 ， 江苏省71%的女性婚姻移民(嫁入) ， 分别来自四川(29%)、贵州(16%)、安徽(13%)和云南(13%)等省份 ， 这些婚姻一般不是“门当户对”的匹配婚姻 。 由此可见 ， 以避险为目的的正常婚姻倾向于“门当户对” ， 而其他婚姻则不一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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