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斯也分析了1978—1994年间美国1200对婚姻的面板数据 ， 发现在实际中 ， 美国人的爱情一般是昙花一现 ， 仅仅靠爱情建立的婚姻难以持久 ， 所以婚姻命运长短的决定因素在于两人的结合是否带来避险价值：双方收入波动的相关度越高(或者两方收入波动率水平相差越大) ， 婚姻的避险价值越低 ， 两人会更早离婚 。 这完美地验证了西方谚言所说的“患难见真情”(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 ， 彼此有避险需求的婚姻才会持续 。
可是 ， 赫斯也发现 ， 双方收入水平本身的差别并不影响婚姻的持久性 。 也就是说 ， 丈夫与妻子的收入差距大不会造成离婚 ， 两人的收入是否风险互补才是关键 。 普通人因为收入风险高 ， 需要利用婚姻达到互保互助 ， 不能奢望追求爱情婚姻 ， 反而更能白头到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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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故事》（Marriage Story2019）剧照 。
早在1981年 ， 科特利科夫(Kotlikoff)跟合作者推出一个婚姻理论：正因为每人都面临未来风险(包括失业等) ， 一旦遭遇打击 ， 会同时经历物质和情感方面的冲击 ， 所以患难之时 ， 在物质和精神上都需扶助 。 然而 ， 如果直接到市场上购买情感保险和收入保险 ， 会面对两个挑战 。
首先 ， 诸如“情感保险”这样的“产品” ， 到目前还没有便捷且多样化的交易市场 ， 这种市场有待开发 ， 由于“情感”难以标准化或量化 ， 因此也不便于交易、交割；其次 ， 就收入保险而言 ， 尽管市场上已有年金保险品等可供选择 ， 可是由于严重的逆向选择及道德风险问题 ， 这些保险市场还无法充分发展 ， 要么定价太高 ， 要么不够个性化 。 相比之下 ， 恋爱是双方充分接触、了解的过程 ， 甚至可以婚前同居几年 ， 这些使结婚时彼此在信息和信心上都很充分 ， 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不多 ， 因此在物质和情感维度上的相互保险效果更优 。
在他们的理论中 ， 自由恋爱过程的长度和深度很重要 ， 帮助降低信息不对称、强化信任 ， 爱情是降低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的手段 。 实际上 ， 根据两位作者的模型估算 ， 婚姻常常比市场发挥更加靠谱的保险作用 。
婚姻的避险功能：在现代的案例
当然 ， 我们也可以在实践中寻找一些场景 ， 其中因为某些变化而大大影响婚姻的保险价值 ， 然后我们检验这一变化前后人们的婚姻决策是否受到显著影响 ， 借此反映保险价值对婚姻决策的影响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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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生活》（Scener ur ett ?ktenskap1973）剧照 。
瑞典1989年的“未亡人保险”改革法案 ， 就提供了这样一个场景 。 改革之前 ， 瑞典政府给丧偶的个体提供终身保险 。 尽管具体支付方案很麻烦 ， 但大体上政府会保障生还的一方 ， 让他/她可终生领取不低于之前家庭年收入一半的现金；然而 ， 改革之后的新政要求 ， 对于1989年1月1日或者之后结婚的夫妻 ， 如果发生丧偶 ， 政府只一次性发放一笔保障金 ， 金额是丧偶年收入的40% 。 也就是说 ， 1989年的改革显著降低了婚姻的保险价值 。
紧接着 ， 当地人的婚姻决策发生剧烈变化：1988年底 ， 也就是改革正式生效前的最后一个季度 ， 登记结婚的伴侣数比之前激增了17倍多 。 从长期数据看 ， 当时的年轻人普遍因为改革而提前结婚：但1989年伊始 ， 结婚率长期处于低谷 ， 新结婚对数只是之前的一半左右 。 直到1995年同性婚姻合法化前 ， 结婚率再没回到之前的水平 。 此外 ， 那场“结婚潮”也的确草率：1988年第四季度缔结的婚姻 ， 之后离婚的比例明显高于早先 。 5年内 ， 这部分婚姻的离婚率比其他时期高出约2.5%；10年内 ， 超额离婚率是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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