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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蜜蜜》（1996）剧照 。
既然婚姻的避险功能已经显著 ， 为什么还会在未来改变呢？当然 ， 一方面这种安排以牺牲年轻人的自由恋爱权为前提 ， 使婚姻离爱情遥远 。
另一方面 ， 罗森茨魏希在1993年的后续研究中 ， 基于印度农村普查数据发现 ， 一旦跨区婚姻的保险效果太好 ， 会带来两种负面影响：抑制正式借贷市场和新科技的发展 。 前者很容易理解 ， 因为如果村民都忙于利用婚姻和亲情网络解决跨期风险交换 ， 而且这些还多少管用 ， 就无暇顾及甚至不相信正式金融的避险作用了 。 后一种影响的通道在于：技术进步增强人口流动性 ， 农户不再被绑定于出生地 ， 这就削弱了跨区婚姻所带来的空间保险作用 ， 同时技术进步使家庭财富增长 ， 直接降低了收入风险对消费的影响 ， 减少了对婚姻保险功能的依赖 。
罗森茨魏希发现：农户对婚姻等传统避险方式的依赖程度越高 ， 其对先进技术的排斥程度就越强 ， 因为他们担心新科技的广泛采纳会降低传统避险方式的可靠度 。 如果其他农户都因新科技而降低对跨区婚配的需求 ， 则农户自身在婚姻市场上的选择空间也会缩小 。 因此 ， 他们选择拒绝新科技、坚守旧文化 ， 连移民美国的印度人及其后裔还坚持包办婚姻 。
避险婚姻与爱情婚姻 ，
谁更稳？
从实际效果看 ， 包办婚姻(避险婚姻)与自由恋爱婚姻的结果不同 。 如果是父母帮子女安排对象 ， 会优先考虑自己的养老需求(避险需求)和其他族人的利益；而如果子女自己择偶 ， 会在意自己是否喜欢、是否相爱 。
1991年 ， 三位学者对中国7个省6334对夫妻的情况做了系统问卷调查 ， 分析后发现 ， 相比自由恋爱结婚的男性 ， 娶父母包办的妻子带来以下差异：妻子更顺从听话、生更多小孩、有男孩的概率更高、更认同丈夫的孝敬父母责任 ， 但代价是婚姻更不和谐、妻子收入低或者不外出工作 。
而自由恋爱婚姻中 ， 夫妻和谐度高、感情一般更好 。 张作霖子女的故事就能佐证这一点 ， 他是北洋政府时期的名将 ， 有过6个妻妾、14个子女 ， 其中6个是女儿 。 张作霖规定子女婚事都由他包办 ， 就这样 ， 年长的五个女儿的婚姻都由他安排 ， 每个都成了他扩大政治影响力的工具 ， 造成二女儿和四女儿的悲剧 ， 而由于最小的六女儿在张作霖1928年离世时才4岁 ， 没来得及由父亲包办婚姻 ， 后来能自行结婚 ， 她成为6姐妹中生活最完美的一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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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的六个女儿 。 图片来自《文明的逻辑：人类与风险的博弈》 。
这些研究结论解释了为什么各社会在古代都盛行包办婚姻 ， 由长辈包办能确保后辈的婚姻以长辈和其他亲戚的利益为优先 ， 避免后辈把一档婚姻浪费在不一定对亲族利益有用的爱情上 。
那么 ， 跟功利婚姻比 ， 爱情是否有益于强化婚姻的保险作用呢？前面谈到 ， 就避险而言 ， 最好的匹配是婚姻双方的未来收入完全负相关 ， 一方高时另一方低 ， 反之亦然 ， 即所谓的“异性相吸” 。 但就爱情而言 ， 双方的出生与成长背景越相似 ， 可能越利于文化与价值观上的志同道合 ， 即所谓的“物以类聚” 。
格雷戈里·赫斯(Gregory Hess)在他的理论模型中 ， 研究了避险和爱情对婚姻的交互作用 ， 结论是：如果男女双方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很低、避险需求不大 ， 那么爱情会主导婚姻决策 ， 而且婚后是否能持续 ， 也取决于他们的爱情能否长久；可是 ， 如果一方未来收入风险高、避险需要大 ， 那么不管爱情本身能持久还是昙花一现 ， 避险需求会占上风并主导婚姻的未来 ， 也就是说 ， 即使双方当初因爱情结婚 ， 只要双方的收入波动高度正相关(比如 ， 在同一公司或同一行业工作) ， 这个婚姻会因为缺乏避险价值而难以维持 。 只有在财富已经很多、未来收入风平浪静的背景下 ， 爱情才能主导婚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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