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的再社会化：
私人生活避风港让位于“初创公司”
新京报：改革开放之后 ， 国家从私人领域中退出 ， 家庭经历了私人化过程 。 但伴随市场进入家庭 ， 家庭又再次经历了社会化的过程 。 而伴随近年来国家出台的一系列婚姻、生育政策 ， 家庭在国家话语层面的重要性又明显地凸显出来 。 你如何看待家庭从私人化到再次社会化的这一过程？
阎云翔：家庭的私人化 ， 即褪去过去的某些社会职能而变成私人生活的避风港 。 我在上世纪90年代做的研究 ， 通过一个村子的案例来证明农村家庭从上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的私人化转向 。 那时家庭的主要社会功能经由集体化和非集体化的社会变革而逐渐减弱甚至消失 ， 家庭越来越成为一个私人生活的避风港 。 在私人化的家庭里个体幸福当然变得很重要 。 这便是我提出的双重变革：一是家庭作为一种制度 ， 变成私人生活的避风港；二是在避风港内部 ， 个体幸福的重要性上升 ， 而不是家庭关系的维系 。
新家庭主义的出现似乎显示私人化的转向在上世纪90年代后发生了偏离 。 家庭关系的重要性上升 ， 超过了个体的幸福观 。 一开始 ， 可能是父母为了家庭关系的和谐 ， 为了维持一个好的家 ， 牺牲自己的利益 。 再后来 ， 已婚子女也需要让渡自己的一部分权利 ， 在应对风险社会新挑战的同时集中全部资源（首先是整合父代的人力物力资源）为抚育完美无缺的第三代而战斗 。 作为家庭理想凝聚点的第三代加入这场战斗的时间不断提前 ， 甚至于在幼儿园阶段便开始参加思维培训班 。
对于个体来讲 ， 家庭的社会功能增加就意味着很多应该努力建设开发的社会制度保障的缺席 ， 个体为此不得不付出格外的努力以填补空白 。 例如 ， 国内学者和媒体前一阵讨论的“母职密集化”和“丧偶育儿”等现象便与育儿的社会化建设长期滞后紧密相关 。 从这个角度看 ， 新家庭主义下的家就像个初创公司；很多这样的家都致力于完成从初创公司到独角兽的跃升 。 在我们前面讨论的各种因素综合作用下 ， “私人生活避风港”让位给“初创公司“很可能成为家庭变迁的新趋势 。
更重要的一点不在新家庭主义的框架里 ， 而是家国话语和家的关系性本质内含的家的弹性 。 这有可能导致家庭私人化转型的根本性逆转 ， 家被不断赋予新的社会功能 ， 回到传统家庭那样 。 所以 ， 只要家的关系性本质没有变化 ， 私人生活的避风港就可能是一个暂时的现象 ， 有可能因为外部环境的变化而扭转 。
本文图片
电视剧《小欢喜》剧照 。
新京报：最后一个问题 。 在2019年底的“新家庭主义”讲座中 ， 你举出过“新家庭主义”（从自家的孩子转向关心别家的孩子）能够促进共益的例子 ， 并认为 ， 它提供了构建共益的基础 ， 也许能构建出新的社会公共空间 ， 是值得重视的进步 。 这两年来 ， 你对此的观察是否有变化？
阎云翔：这里有一个背景不得不提 。 在社会理论中占统治地位的一个共识是：家庭主义和公共利益（即公民社会）是对立的 。 因为家庭主义强调的是人际关系、裙带关系 。 公民社会建立在平等的、独立的个体身上 ， 通过妥协合作 ， 促进公共利益 。 所以 ， 家庭主义越强的地方 ， 公共社团就越弱 。 但我认为 ， 新家庭主义有可能提供一些相反的例证 ， 如果这些例证成立的话 ， 就可能开辟出一些新的可能性 。
我之前做过一项研究 。 在研究过程中 ， 我又加进两个新的群体 ， “星星父母”（自闭症家庭）和“失独父母” 。 自新世纪伊始 ， 这些群体都积极地建立自助互助组织；虽然近年来他们的声音越来越小 ， 但始终能够存活下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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